曲阜有“三孔”，德州有“三董”。
地因为名人而有名。比如曲阜，圣人孔子的故乡，那里有“三孔”：孔庙、孔府、孔林，使曲阜享誉海内外两千多年，至今仍方兴未艾。
德州是地灵人杰之地，其中历史最久、名气最大的人当数董仲舒。董仲舒虽故乡在今河北省景县，但这并不关碍董仲舒是德州人。这并不是名人故里之争，正如孔子原籍在河南那样。说董仲舒是德州乡贤名人，是千百年既成的史实。首先，董仲舒故乡在汉朝与今德州同为广川县，只是后来分开罢了。即便后来分开，但董仲舒的家乡仍属于平原郡，就是今德州。也就是说，董仲舒仍是德州人。在明代《德州志》中，就把董仲舒作为乡贤名人立传，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
更重要的是，董仲舒常年在德州读书、授徒、研究天人学问，留下永久的“董子读书台”，还有后来的董子祠、董子书院，这些都成为德州对董仲舒的永远纪念。而这“三董”，作为德州的历史骄傲，是千百年来德州的文化地标。历朝高官文士对德州“三董”颂咏不已，使德州名播四海，令人向往。
旧《德州志》记载历代颂咏董仲舒的诗文，最早的是元代葛罗禄迺贤的《陵州五言律》。葛罗禄迺贤是元代著名诗人，是“江南三绝”之一。他曾乘船沿运河过德州，沿途看见村落荒凉，听说这里久已绝粮，不禁伤咏“何人肯忧国，得似董贤良”？其后历经明清民国，旧志中有记载的吟咏“三董”诗文不下几十篇。新中国成立后，1960年3月初，胡耀邦到德州视察，还曾亲切地询问董子读书台的情况。
在明嘉靖《德州志》记载的德州“十景”中，“书台夕照”便是其中之一，另外还有21首颂咏“三董”的诗词赞语。这些诗词的作者多是明代高官文士，其中有全国最高监察机构的长官、南京都察院右都御使陈凤梧，有明廷户部官员，有山东布政、按察两司官员，还有国子监祭酒严嵩。严嵩在历史上是劣迹斑斑的人物，那是他晚年的事。他来德州时还是国子监祭酒，是全国最高学府的长官，在德州写下了《董子书院》诗，是对董子书院的高度赞赏，不因他后来弄权而失色。
德州“三董”如今家喻户晓，但有些说法在德州文化学术界莫衷一是，有着太多的历史之谜。
比如“董子读书台”碑，都知它在明正统六年（1441年）重修德州文庙时发掘而出，重新复立，但初立于何时？
再如董子祠，比较一致的说法是在州城西门外的卫运河东岸，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知州马明瑞从城内移建，那么它为何人何时所建？
还有董子书院，万历知州马明瑞移建董子祠，旁建醇儒书院。但比明万历早一百多年的明嘉靖年间，就有了《董子书院》诗，这又该作何解释？
对于“三董”的这些疑问，德州历史上很多文人学士为之求索。康熙年间，田雯以考证德州历史见长，但在其著作《长河志籍考》中也没有明确的记载，对“董子读书台”只说德州是董子读书之处，有此碑是合乎史实的。对董子书院，他考证认为，明成化二年（1466年）封董仲舒为广川伯，从祀孔子，此书院之所以设矣。这只是考证设书院的历史背景，而缺乏董子书院设立的史料记载，也难完全解释它的初建之谜。
清乾隆年间编纂的《德州志》，记载了丰富的史实资料，但对许多历史问题的考证仍有欠严谨。在该书中，称“董子读书台”碑是隋碑，说“董子书院”大约在唐宋金元就有了。
这些说法，都没有史料依据，就武断地推测下结论，乾隆德州进士李有基对此十分气愤，他在《德州新志考误》中反驳说：说书台碑是隋碑，汉晋唐宋独不能作此碑吗？说董子书院从唐宋金元就有，无此文理。唐代内庭才有书院，郡县没有书院之称，到了宋代以后才有之。
这些关于“三董”的难解之谜，一时间成了打不清的学术官司。
在明嘉靖《德州志》中，有一篇程敏政撰写的《董子祠记》，写于明弘治九年（1495年），对董子祠做了较系统的沿革记叙。程敏政是当时官太常寺卿，是明廷翰林院的掌门人，掌皇帝制诰、国家修史等事，是全国文苑与学术的泰斗。如此顶尖的人物为董子祠作记，也表明了董子祠的重要地位和影响。
程敏政还有许多轶事，他十岁时就被称为“神童”，被巡抚推荐给朝廷，明英宗见后大喜，破例让他进翰林院读书。中进士后以学问广博为名，官至礼部右侍郎。他还与唐寅有段不寻常的故事，先是他见到唐寅考举人的试卷后大加赞赏，接着又主持弘治十二年（1499年）的会试，唐寅即在其中。不料试题泄露，程敏政被劾与唐寅通关节而下狱，出狱后被勒令退职，愤懑而终。《明史》记载认为他是受人排挤而遭祸。世人多知唐伯虎，而不知有程敏政。
但程敏政的《董子祠记》却一直流传下来，但他写此文时并不在德州，而是在北京应林元甫、钮清请求而写。林元甫是山东布政司参政，钮清是山东按察副使，都是相当于副省级官员。程敏政写《董子祠记》主要靠林、钮的情况汇报。林、钮二人虽领导了德州董子祠的修建，但对“三董”的历史沿革未必了如指掌。比如董子祠重修时，董子读书台、董子祠、董子书院三位一体，集中于董子祠中，但《董子祠记》中居然没有提到董子书院，导致后人对董子书院说不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