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排就是钱,不盯着不行
3月18日晚7点,淄博市环境监察支队开始了夜查。记者随支队长郭春明、监察一科徐斌和两个协管员,第一站来到一家热电厂。
“这回没味了哈。”亮执法证进了门,郭春明抬头凝视了一会儿两个烟囱冒出的滚滚白气,“前不久烟气有异味,我们怀疑企业脱硫用的氨水中被掺入了化工废料。就让他们把氨水一车一留样、一批一送检,限定唯一供货商,帮他们建了实验室、制定了进货标准。这回行了。”
“4号脱硫塔停了吗,怎么出口压力为零?在线氮氧化物排放超标了。超标7.62倍。”在总控室,徐斌看着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数字,对企业值班员说。
超标就意味着挨罚,总控室的几个操作员却面无表情。
“干环保不能怕做恶人。这样规模的电厂,一天脱硫设备的电费就上万元。”他说,“一般的工业污水,处理一吨好几元；有的化工厂的废料,一吨的处理成本几千元。偷排就是钱,是赤裸裸的利益。不盯着不行。”
不是有在线数据吗?郭春明说,数据也有可能造假,不到现场,还是不放心。
淄博市环保局局长于照春告诉记者,不管冬夏,他晚上常到四宝山顶上去坐坐,不是看风景,是看“烟囱”。
谁不知有害,还不是混口饭吃
夜里11点,郭春明、徐斌回环保局交班,值下半夜的监察一科科员胡欢、协管员王涛又上路了。
敞着车窗跑在深夜的街上,在四宝山一家化工厂的墙外,一股呛人的农药味飘来。“你闻闻,能进得去人不?”进厂找到源头后,胡欢反问厂值班员。
“干化工还能没有味吗?”瘦瘦的值班员朱树海不以为然地说。他身后的厂房外墙上,挂着氯气的警示牌,画着骷髅头。他并没戴任何防毒面具或口罩。
折回门卫室,胡欢写整改单时,朱树海并不抗拒,而是坐在桌上看。
“这味儿对工人身体有害吧?”记者问。“谁不知有害,还不是混口饭吃!”他毫不在乎地说。
“那为什么大伙还要在这儿干呢?工资高吗?”记者问。朱树海露出尴尬的神色说:“唉,工资说出来都丢人。2000多块钱。这厂里都是老国营厂改制的,老弱病残,都等着退休呢。我51岁,在老厂干了30年化工了。”
胡欢说,2007年底淄博刚开始夜查时,有的化工车间开着灯,锁着门。万一出事,工人跑都跑不出来。他当时也想不通,为什么工人会同意这样做。
记者也沉默了。化工占淄博全市工业经济总量近40%,要喘气还是要吃饭?需要突破路径依赖的,不仅是产业,也包括人。
要怀揣理想,也要有韧劲
记者随胡欢夜查的最后一站,是张店南部沣水镇的天创陶瓷厂。
看着料仓里小山一样高的石粉、地上不扁不圆的废旧磨球和灯下戴着口罩的夜班工人,似乎每一粒粉尘都写着“传统产业”四个大字。“老百姓就会烧窑,不能把产业一把‘掐死’。”于照春说,“只能慢慢规范提升,限期验收,再监督运行。”
2010年,淄博开始整顿建陶行业。以淄川为例,2012年建陶生产线比2007年减少了38%,产量压缩了30%,但因每平米平均售价从40元提档到了90元,总销售收入反而上升了46%,税收增加了295%。
“环保不是跟发展对着干。”于照春说。
一个行业一个行业治理,用这样的思路,淄博正对烧掉了全市80%燃煤的火电、钢铁、焦化、水泥等四大行业进行限期治理。明确了每个行业必须上哪些环保设施,3月31日整改完毕,不通过验收不能点火。
“蓝天白云,繁星闪烁,百姓要求的是环境质量标准；而控制企业排污,用的是排放标准,受制于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两者之间的差距让环保人倍感压力。面对几十年形成的产业结构,要怀揣理想,也要有愚公移山的韧劲。”于照春说。“好比拉车爬坡,我感到淄博的治污已经快到坡顶了。再过七年八年,就能走到一个平路上去了。”
新闻背景
2007年底,淄博市出台环保夜查制度,自每晚下班起,到次日上班,全年无休天天巡查。也正是为此,在淄博,很多“老环保”养成了一个习惯:开窗睡觉、闻味即醒。在市区四面八方安置“瞭望哨”,晚间定时出门“闻味”,随时上报。3月18日,记者随监察队员夜查,跟着一只只“不下班的鼻子”,闻一闻老工业城市转型升级中治污战役的酸甜苦辣。
记者手记
凌晨4点,结束夜查返回市区时,记者乘坐的环境监察车和两列结婚的车队相遇。这片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土地,曾经发生了什么?明天又怎样把它交到新生命的手上?对过去的粗放式发展,也许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再去苛责,那么,我们能否寄望未来?每个人都应该做点什么,这样,不下班的鼻子也可以放心地睡个好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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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治污夜查:敏感的鼻子沉重的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