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贫困边缘的低保户群体,过着普通人无法想象的拮据生活。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资料片)
6日,本报报道了济南市城乡居民低保标准自4月1日起分别上调,其中济南市城市居民低保标准从480元上涨至510元,增长了30块钱。7日,记者来到济南市市中区二七社区,探访了居住在该社区的李向与田文君两位低保户,他们两人分别对这30块钱表达自己的感想,而从事低保政策研究多年的社会学教授乔世东表示,上涨的30块钱对于这批弱势群体来说,其实意义非凡。
本报见习记者 王杰
30块钱等于一天多俩鸡蛋
今年62岁的李向,可谓命途多舛。从15岁开始,他便在济南市市中区综合加工厂工作,2000年下岗后一直在外干零活。从2003年开始,二七社区为其一家四口办理了低保。2013年,李向查出癌症,社区根据政策为其办理了单保(单独享受低保)。
检查出癌症后,李向每个月要去医院进行查体、拿药。“一个月去四次,每次转两路公交车。”由于还未到65岁,无法办理老年免费公交卡,这样李向每次去医院还须花费4块钱的交通费。“或许别人拿着这4块钱不当回事,但对于我,这4块钱就是看病钱。”有时候为了省下1块钱的车费,他甚至少坐一趟公交车。
“这个月我平均1天吃2个鸡蛋。”李向说。四月份增加的30块钱低保金对于李向来说,最大好处便是,他这个月多买了很多鸡蛋。
自从涨了30块钱之后,李向现在也可以偶尔买点新鲜蔬菜了,而之前他一直都是买收摊菜,“每天下午的收摊菜要比新鲜菜便宜七八毛钱。”
据李向介绍,多出来的30块钱,还能让他在买猪肉的时候比平常多买点。之前每隔两天买5块钱猪肉,现在一个月能多买一斤肉了。
济南大学社会学教授乔世东表示,由于生活在城市最低生活水平,所以每家低保户都有其各自的生存策略。每次低保金的增长,对于低保户来说都意义非凡。“像这次涨了30块钱,对于富人来说或许没啥意义,但对于他们却是帮助很大。”
涨了低保,多了对生活的希望
38岁的田文君原本事业有成、家庭幸福,但是2012的一场大病让他身患残疾,也直接导致了他失业、离婚。自2013年,社区为其办理了低保。在他看来,多涨的30块钱,并没有多大的影响。“物价其实也在涨。”田文君说。
目前,田文君与近70岁的母亲相依为命。“我母亲也是半瘫痪,不过她有退休金,不能享受低保。”李向他们两母子每月的生活费在600块钱左右。“如果说多了30块钱对我来说最实际的好处,莫过于每个月的营养麦片有了保证。”田文君说。
但在他看来,总体帮助并没有很大作用。“物价涨得有点太快了。”
二七社区居委会副主任李春红专门负责本区的低保户办理。在她看来,低保金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给了低保户生活希望,“让他们知道政府相关部门并没有忘记他们,这也是鼓励他们重燃生活希望。”但她指出,低保远远不能够帮助困难户渡过生活难关,“政府应该拿出更多的措施来关怀这部分群体。”李春红说。
走出低保,得靠个人努力
据济南市民政局社会救济处相关负责人介绍,从2011年开始,济南市的低保标准就开始呈现自然增长的趋势。
据济南大学社会学教授乔世东介绍,每个社区的低保户并不是很多,但低保边缘户却有很多。“部分老社区的低保边缘户或许能占到社区人口的1/3。”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现状,“低保标准稍微一松动,很多人都想申请低保的事实也不足为奇。”乔世东说。
而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张洪英认为,低保本身就是保障低保家庭生活的最低水平。享受低保的个人也应该为自己负责,为更好的生活奋斗。
“国家帮助其做一部分,个人也应该出力转变自己的低保困境。”张洪英说。对于这些尚有工作能力的低保户,国家应该帮助其就业,由“输血”变为“造血”。而对于那些真有困难的低保人员,张洪英认为,相关部门应鼓励社会力量帮助这类弱势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