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冀鲁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由河北省津南地区的部分县，与山东省北部的乐陵市等部分县合并形成的一个战略区。冀鲁边区有深厚的红色底蕴。1939年秋至1940年春，冀鲁边为鲁西、鲁南输送了近20000名干部、战士，为整个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抗战期间冀鲁边有10万多抗日军民牺牲在这片热土上。

　　近年来，乐陵市扛起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中心县的历史担当，对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进行深入挖掘和系统整理，建立了冀鲁边革命纪念园和党性教育基地等，为打造‘南有沂蒙山、北有冀鲁边’的红色教育品牌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为进一步弘扬“敢为人先、大爱为国、不屈不挠、团结奉献”的冀鲁边精神，大众网·海报新闻特推出“红色冀鲁边”专栏，分“革命”“抗日”“解放”三个板块，将连续刊登《大众日报》高级记者朱殿封老师的史志性报告文学作品《红旗飘飘》，敬请关注。

1939年肖华(前排左一)在鲁南（图片来源于网络）

　　肖华对沈鸿烈借力打力:“‘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沈主席对委员长的话还是要听的吧?”对高树勋晓以大义:“面对河山沦丧……应该像‘筷子兄弟’后来那样和睦相处,抱团抗日呀。一双筷子容易折，十双筷子折不断啊。”

　　肖华:挺进冀鲁边导演“筷子兄弟”

　　朱殿封

　　遍野的枣树上的枣儿争先恐后涂红。

　　由司令员兼政委肖华率领的八路军115师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开进枣乡乐陵县城。时间是1938年9月27日。

　　“派兵去山东。”毛主席发令。肖华领命来到冀鲁边区,与此前边区共产党人领导的“第31游击支队”和先遣到达的曾国华、孙继先部“永兴支队”会师,领导开辟抗日根据地。

　　斗中求统 “会沈打鹿”

　　大好平原满目疮痍，八路军正经受四面暗流涌动。

　　以乐陵为中心,北面,日寇收罗汉奸、伪军拼凑建立河北省沧州伪政权,驻有日寇委任的“华北自治联军副总司令”刘佩臣部；盐山县有反动民团刘彦臣、刘彦芳、孙仲文部。东南,惠民县驻有国民党鲁北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刘景良部。西南,德平县(现临邑县德平镇)驻有国民党保安第五旅曹振东部；陵县有勾结日寇的土匪于志良部。西面,河北省吴桥县驻有国民党收编为“河北省民军第二路”的地方民团张国基部。这几支队伍少则千人,多者两三千人。他们中除了伪军刘佩臣部,多数倾向抗日且又反共。另有多如牛毛的小股土匪武装趁火打劫。

　　此刻,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和河北省主席鹿钟麟秉承蒋介石《限制异党活动之办法》的旨令,密谋策划组织“冀鲁联防”,不断挑起限共、反共事端,妄图以软硬兼施、南北夹攻的方式把八路军赶出冀鲁边区。

　　“有敌忽来；虽矢石至前；泰然自若。”

　　肖华冷静分析形势,对同志们说:“大敌当前,我们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不管什么队伍,只要主张抗日,我们就联合；谁破坏抗日,我们就针锋相对进行斗争。”据此确定了“会沈打鹿”,斗中求统策略。

　　1938年深秋的一天,肖华根据八路军总部关于“以抗日大计为重,尽量争取沈鸿烈抗日”的指示,偕同国民党乐陵县长牟宜之前往惠民县会晤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争取沈鸿烈抗日。肖华深知工作艰难,因为此前他派周贯五拜访牟宜之“摸底”,得知沈鸿烈前不久给牟宜之写信:“务必统一军令政令于国民政府,必须独揽党、政、军三权,一切事务不容共产党和八路军插手……总而言之,务必使共党、八路无法存身。要达到目的,必须心肠狠,手段辣,做事绝。”

　　56岁的沈鸿烈没把22岁的肖华放在眼里:一个娃娃也来和我谈判?

　　肖华一行离城30里,沈鸿烈派兵列阵示威,企图吓跑肖华；肖华进城后,他避而不见,打算气走肖华；肖华胸有成竹,不见“长官”见民众,走上大街散发《给惠民各界慰问信》,进医院慰问伤病,到学校讲演,惠民来了八路军“娃娃司令”传遍全城。沈鸿烈见此赶忙安排会见。

　　语来话往。肖华介绍冀鲁边区军民展开抗战的大好形势,沈鸿烈非但不听,反而说:“你们八路军防线在山西、河北一带,如今进入山东,恐多不便。”

　　肖华柔中有刚,借力打力:“‘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沈主席对委员长的话还是要听的吧?”

　　沈鸿烈轻蔑地说:“我看你们是借用抗日名义,积蓄力量,来扩大地盘吧?”

　　肖华义正辞严:“沈主席此话差矣。想必沈主席心里清楚,贵党积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面对日寇进攻不抵抗,大批政府官员携眷卷资逃离,军队不放一枪望风而逃,把大片土地拱手交给日寇。我党我军光明磊落,坚持抗日,浴血奋战,把大片失地再从日寇手里夺回来,这也叫‘扩大地盘’?”

　　沈鸿烈自知理亏,但仍狡辩:“乐陵是鄙人治辖,还望肖司令不要染指乐陵政务,使省府为难。”

　　肖华反驳说:“我军进驻乐陵,奉行国共合作之政策,同全县父老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共同抗日,得到了各界民众的赞同和拥护,这怎能叫‘染指乐陵政务’呢?”

　　这时牟宜之插话说:“沈主席,八路军兴义师,锄奸逆,所到之处,民众无不箪食壶浆,迎接抗日志士,卑职身为乐陵县长,并没感到有不便之处。”

　　沈鸿烈听了,狠狠瞪了牟宜之一眼。

　　一番唇枪舌剑,沈鸿烈初次领教了“娃娃司令”肖华的才干,双方达成抗日协议。

　　饭后,沈鸿烈找牟宜之谈话,许以专员职务,想以明升暗降手段削掉牟宜之的县长实权,牟宜之当即婉言谢绝。

　　此时,鹿钟麟紧锣密鼓实施反共政策。他召见民团头子孙仲文,委任为国民政府军第53游击支队司令,为其拨款、配枪,专门成立一个“官团”对付八路军。孙仲文派手下包围盐山五区抗日政府,架设机枪威胁区政府制册交印,听孙仲文指挥。继而扣押过往抗日工作人员,活埋抗日干部。肖华派冀南第六行署专员、第六军分区司令员杨靖远交涉,劝阻孙仲文停止反共无果。孙仲文怙恶不悛。

　　肖华决定拔“钉子”。第一次派杨靖远指挥分三路攻打孙仲文部失利,杨靖远不幸牺牲。肖华又派“挺纵”政治部主任符竹庭和周贯五、崔岳南出兵,1939年1月2日将孙仲文民团消灭,建立第四区抗日民主政府。接着北进拿下新海县,建立民主抗日政府,斩断了鹿钟麟伸向边区的魔爪。

　　新中国成立后,被毛泽东称为“摩擦”专家的鹿钟麟定居天津,他以普通公民身份积极参与街道活动,再次被毛主席称为“街道工作专家”。肖华见到鹿钟麟风趣地说:“我们是不打不相识。”

八路军115师师部在山西孝义县年头村合影(前排右七位肖华，图片来源于网络)

　　策动万民请愿 挽留抗日县长

　　牟宜之随肖华面见沈鸿烈,沈鸿烈从他的言行里判断:牟宜之积极抗日与共产党越走越近。牟宜之的乐陵县长之职由沈鸿烈代表国民政府任命,他岂容“自己的人”跟着共产党走?

　　其实,沈鸿烈哪里知道,牟宜之已是共产党的同路人。

　　一年前,牟宜之奔赴延安途中在西安被八路军办事处“截留”,让他通过姨夫——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的关系做国民党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之后,他向周恩来提出愿回山东敌后抗战。周恩来与丁惟汾商议,请他跟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打招呼,给牟宜之安排个适当差事,沈鸿烈任命牟宜之为国民党乐陵县长。

　　1938年5月牟宜之上任后,很快与共产党领导的第三十一游击支队取得联系,说明自己是抗日县长,支持共产党、八路军抗日。随后,中共乐陵中心县委书记兼三路指挥杜步舟进驻乐陵,他拨一个小分队给牟宜之负责警卫,送给县公安局30条枪,抽调一批干部到县政府任职。牟宜之接连干了剿匪、禁毒、抓汉奸三件大事,乐陵百姓拍手称快。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克扣军饷,八路军经费十分紧张。牟宜之将剿匪获得的钱和以前国民党中宣部资助办《山东日报》的经费,全部交给了八路军129师。刘伯承、邓小平、宋任穷首长嘉奖牟宜之,说他“为党解决了大问题,克服了大困难。”

　　沈鸿烈决定调走牟宜之。

　　肖华会沈不久,沈鸿烈致电肖华要来乐陵洽谈政事。肖华预料沈鸿烈此行必有企图,但又是争取沈鸿烈抗日的好机会,便一面准备接待,一面安排布防。

　　这天,沈鸿烈带着国民党鲁北行署副专员薛儒华及一个旅的兵力开到乐陵,他将其兵力陈于乐南,与薛儒华乘坐银色轿车,以两辆大卡车载一个排的兵力护驾,耀武扬威地进入乐陵城,入驻县府。

　　乐陵各界抗日团体在南关搭台召开欢迎大会,县城贴满了“欢迎沈主席抗日到底!”“坚决拥护共产党八路军!”“坚持抗战,反对摩擦”等红绿标语。参加大会的上万名民众手持书写抗日口号的红绿三角旗,一早来到会场。沈鸿烈登台围绕抗战讲了些冠冕堂皇的话,话锋一转说要调牟宜之另有任用。这一下好似一把盐撒进热油里,台下立即炸开了锅:“牟县长不能走!”“坚决留下坚持抗日的牟县长!”

　　沈鸿烈见情况不妙,赶忙离开会场,回到县府还没坐稳就冲着牟宜之大发雷霆,拍着桌子申斥:“你看把乐陵的老百姓弄成什么样了?都被共产党赤化了,你也被赤化了,竟敢收买人心,发动民众跟我作对,不要忘了,你是我的人,为什么要听共产党指挥?!”

　　牟宜之毫不示弱,跳起来驳斥道:“什么叫赤化?难道我与乐陵民众共同抗日就叫赤化吗?你说我是你的人,天大的笑话,我牟宜之长这么大只知道自己是中国人,怎么成了你沈鸿烈的人?谁坚持抗日、为民众谋福利,我就听谁指挥,就把钱粮送给谁,你就是把手指拍断了,也丝毫改变不了我的主张!”沈鸿烈没料到牟宜之敢顶撞他,一时瞠目结舌,闭口无言。转而,他许给牟宜之为省政府秘书主任,牟宜之严词拒绝。

　　这时,乐陵镇镇长王世农(绰号大抓鸡)、乐陵一区区长史兆庆、宋哲元的二弟宋春元等各界代表十多人,挤到县政府客厅门前,要求面见沈主席,挽留牟县长。沈鸿烈大声斥责道:“你们凭什么挽留牟宜之?国民政府的县长从来是上级任命,哪有民众说了算的?”

　　王世农抢先回话:“报告沈主席,头顶青天,脚踩黄地,当中就凭俺一颗赤淋淋的报国之心,俺就要求留下牟县长。牟县长来到乐陵,衣食俭朴,清廉刚正,压抑豪门,明断诉讼,灭奸除霸,民心安定,百姓感德,有口皆碑,他是俺乐陵百姓的大恩人,请沈主席留下牟县长领导俺们一同抗日。”

　　“报告沈主席……”“报告……”,史兆庆、宋春元等代表争相述说牟县长的功绩,一个个情真意切,乃至声泪俱下。沈鸿烈一看再纠缠下去没有好结果,气急败坏地向牟宜之呵斥道:“立即随我回省府!”

　　一旁的薛儒华指令身边两个马弁,挟持着牟宜之,强行将其推上汽车。

　　沈鸿烈的汽车开到县城南关,乐陵县动委会主任王国华带领上万名民众挡住去路。燕明、石青等抗日军政学校学员围住沈鸿烈的轿车,茨头堡区武委会主任肖风山领着300多人围住第一辆卡车,冀鲁边区妇救会宣传部长冯玉卿和乐陵县妇救会主任李允明等带领青年妇女、教师、学生围住第二辆卡车。众人高呼:“拥护牟县长主乐!”“挽留主张抗日的牟县长!”“坚持抗战,反对摩擦!”口号声震天动地,吓得沈鸿烈胆战心惊,他下令朝着人群开车。

　　“咕咚”!拥在车前的几百名白发苍苍的老大爷、老大娘跪倒在地,哀求沈鸿烈留下牟县长。沈鸿烈命令卫兵在车上架起机枪,民众毫不畏惧,不少男青年怒目圆瞪,撸起袖子,逼视着车上士兵。冯玉卿挤到轿车旁愤怒高呼:“沈主席的枪是打鬼子的,不是打老百姓的!”“拥护牟县长主政乐陵!”众人齐声附和,喊声此起彼伏。沈鸿烈见众怒难犯,只得狠狠地将牟宜之推下汽车,狼狈地逃出民众包围。

　　牟宜之眼含热泪,在民众簇拥下回到县府。

　　这天,乐陵县城像过节一样,庆祝斗沈挽牟的胜利。

　　沈鸿烈回到惠民,气得砸桌子摔板凳,连声说“一生没遇到过的三大耻辱”:“一是叫老百姓给包围了；二是牟宜之这个不懂事的孩子跟我跳起来了；三是让肖华那帮小娃娃说得我无言以对。”

　　嗣后,牟宜之脱离国民党,走上抗日战场,任泰山支队支队长。1939年春赴重庆随周恩来工作一段时间后,跟随邓颖超去延安,受到毛主席勉励和朱德总司令接见。同年9月应肖华请求,牟宜之重返冀鲁边区,他赋诗《由延安到冀鲁边》抒怀:“月明却照汉秦关,回首微茫九点烟。事业尽抛封豕尾,河山犹待伏龙肩。行间骑坐戎衣窄,酒畔谈兵战血鲜。鹤唳风声惊日夜,扬鞭策马驰幽燕。”

　　把握“三有”反“摩擦”

　　树欲静而风不止。

　　1938年12月中旬,蒋介石调遣石友三、高树勋的第十军团从鲁南进入河北省南宫县一带冀南地区,配合鹿钟麟对抗日军民制造“摩擦”。同月下旬,高树勋率暂编第一军移师他的家乡盐山县。蒋介石想利用高树勋以乡土情谊笼络人心,孤立、排挤八路军,但又怕他与八路军接近,特地委派鲁北国民党党部主任、鲁北保安部队政治处主任、CC派分子马皋如任军政治部主任,监视高的行动。

　　佃农出身的高树勋曾给刘伯承当过副官,跟随冯玉祥参加反蒋的“中原大战”,他的部队因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而受排挤。高树勋因倾向抗日,与石友三貌合神离。肖华分析认为,高树勋是团结的对象。他说:“我们要以主动姿态欢迎高军北上抗日,协助高军搞好粮食供应,争取中间派、孤立顽固派。马皋如等反共分子若搞‘摩擦’,予以‘有理、有力、有节’的坚决回击。我们的各级武装也要严阵以待,以防不测。”

　　高树勋部抵达盐山县旧县镇,八路军机关召开欢迎大会,肖华代表边区抗日军民致欢迎词,将八路军129师刘伯承师长写给高树勋的信转交他手。信中列举石友三、张荫梧、侯如墉、朱怀冰等国民党部队同室操戈,在敌后制造“摩擦”的种种事实,恳切地劝戒高树勋认清形势,以民族利益为重,不要与石、张、侯、朱等辈为伍,成为民族的罪人,遭国人的唾骂。

　　肖华趁热打铁说:“日寇占我河山,杀我同胞,掠我财产,在这民族危亡系于一旦之际,还望高军长摒弃党派之争,秉持民族大义,与八路军携手共赴国难。”

　　高树勋平时有点口吃,他慢吞吞地说:“贵我虽属两党两军,但同属中国,外寇来犯,理当同心御敌,高某愿与贵军联手抗日。”

　　肖华和高树勋商定,双方交换抗日军事情报,划分抗日阵地。高部驻扎盐山、庆云交界处,肖华、邓克明、符竹庭数次前往与他交换对抗日形势的看法,阐述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高树勋请肖华、符竹庭来军中作形势报告,他们讲得深入浅出,有条有理,在其部队中引起热烈反响。

　　阴云与阳光同行。

　　马皋如等反共分子见不得八路军与高军合作,暗里策划一个个阴谋:

　　——在宁津县组建“河北保安第二总队”,由鹿钟麟委任大地主王淮川为大队长。

　　——拉拢收买高树勋,保荐高的内兄刘松龄任国民党宁津“二政权”县长。随即组建了庆云、盐山、南皮等7个县的“二政权”,与已有的中共抗日民主政府作对。

　　——刘松龄、王淮川网罗惯匪高华胜等亡命徒,策反宁津抗日县大队三连连长刘福明叛变。1938年12月25日夜间,十军团“二总队”大队副梁连成、土匪高华胜任正副总指挥,刘福明策应,冲进抗日民主政府大院,打死打伤10余名抗日县政府工作人员和战士,逮捕政府秘书盖津源,抢走枪支50多条,砸开监狱放跑土匪罪犯数十人。抗日县长李毓贞越墙脱险。

　　肖华等敏锐地意识到,这是马皋如图谋挑动八路军与高军发生冲突的前奏。研究决定,从抗日大局出发,不与高军正面冲突,消灭保安队匪徒“杀鸡儆猴”,给马皋如一个迎头痛击。1939年1月下旬,肖华派曾国华率支队将“保安第二总队”打得屁滚尿流,王淮川负伤逃亡,俘获梁连成、高华胜和叛徒刘福明,救回盖津源。八路军在乐陵县城西关召开群众大会,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的阴谋,处决了这3名主犯。

　　马皋如不是省油的灯。

　　1938年,冀鲁边区庄稼几乎绝收,来年春季发生罕见粮荒。肖华率领八路军与边区群众一样吃糠咽菜,共渡难关。马皋如趁机在军中煽动与八路军对立情绪,操纵“二政权”在高军掩护下进入八路军管控区域到处催粮派款。群众激愤,编歌谣说:“八路军,英雄汉,打得鬼子团团转。十军团,不抗战,光向百姓要白面。”百姓拒缴,就遭毒打非刑。刘松龄带着高军一个排闯到宁津二区(柴胡店镇)要粮要钱,逼死区长李武训(一写李务勋),活埋了三区(杨盘镇)区政府的王希思等3名同志。

　　是可忍孰不可忍!

　　性格刚烈的三区区长崔益民(原名齐耀庭)无比愤慨,赶往司令部向肖华请战。肖华忍住愤怒制止说:“顽固派的目的就是以此激怒我们,使我们与友军分裂。小不忍则乱大谋,不可意气用事。我们的任务是团结抗日,一致对外,还是要尽最大努力争取友军,反对分裂。”肖华把崔益民留住数日让其消气。

　　肖华找高树勋交涉,高树勋心虚嘴硬,起初矢口否认说:“肖司令,属下报告是贵军士兵不守纪律,与我方抢夺粮食,我正想找你呢。”

　　肖华原则面前不退让,他列举高军在庆云、盐山、南皮、宁津等县种种胡作非为、危害百姓、扣押抗日政府工作人员的行为,据理力争,既苦口婆心又理直气壮:“高军长,眼下无数百姓宁肯自己饿肚子,吃野菜啃树皮,吞食观音土,甚至宁愿自己饿死,省下救命粮给八路军和贵军吃,他们是指望我们把小鬼子打出中国去,不当亡国奴,过平安日子。”

　　“高军长,你当知道‘筷子兄弟’的故事吧?面对河山沦丧,面对同胞无日不流血,我们不能像‘筷子兄弟’当初那样相互抱怨,更不能相互残杀,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而应该像‘筷子兄弟’后来那样和睦相处,抱团抗日呀。一双筷子容易折,十双筷子折不断呀。高军长,军粮供应困难,应按约定与抗日政府协商解决,不能擅自抢粮。”

　　肖华晓以大义,高树勋心内感慨:共产党大仁大义,他们过去那些年从来没有怕过国民党,现在怕从何来?还不是为了抗日救国才如此委曲求全吗?于是口气软下来说:“肖司令,过去的事情有些说不清,咱就不追究了吧。”

　　肖华把握时机,诚恳地说:“高军长,我此行就是为解决问题而来。”最后,高树勋答应:一、在各地抗日政府协助下,解决军粮问题；二、立即放回被扣的抗日政府工作人员。

　　国民党顽固派马皋如等人制造“摩擦”再次失败。

　　肖华大义解救高树勋

　　节气进入小暑。

　　1939年7月12日拂晓,宁(津)、乐(陵)交界的前、后宁寨枪声大作,日伪军突袭高树勋部队防地。

　　日军从年初开始“扫荡”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肖华指挥八路军运用游击战、运动战的战略战术,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使鬼子随时遭受“无影拳”。高树勋则沿用国民党军队那套老战法,既不肯东奔西走进行战略转移,又不愿化整为零缩小目标,常常是几千人的大军扎堆,行动迟缓,因而在善化桥、刘背津、罗张家三次遭受日伪军袭击。为此,肖华多次劝他改变战略战术,他不听。6月初,高树勋在乐陵城北臧家村一带与日军激战9小时获胜,便有些大意。

　　7月上旬,占据乐陵的日军宫泽文雄探知高树勋军部驻在前、后宁寨,调集沧县、南皮、东光、宁津、乐陵等5个县的1000多名日伪军,于11日深夜扮作运盐篷车队,连闯三道关卡、岗哨,悄悄包围了高树勋部,黎明敌人从四面发起攻击。

　　此时,高树勋手下只有李春克一个旅和周树一个团约2000余人,分住在前、后宁寨和相邻韩家等村,别处的部队来不及集结。高树勋措手不及,仓促率部阻击。日军来势凶猛,武器十分精良,兵士作战凶悍,一度攻破村庄东门。危急关头,高树勋调青年手枪营顶上去,打退敌军。高军凭借丈余高的村庄围墙顽强抵抗,急令驻在附近村庄的部队救援。驻五纸坊的三个连和驻韩家的一个连欲向军部靠拢接应,被日伪军阻击打散。

　　高树勋孤注一掷,下令突围,日伪军火力猛烈,两次突围未成。两军鏖战一天,高军人困马乏,弹药不足,力量渐渐不支。日军官见此,派人喊话,要高树勋投降。高树勋勃然大怒:“我堂堂中国军人,七尺男儿,只有战死沙场,岂有投降之理!”高树勋一面下令部队死守,一面向驻守吴桥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张国基、德平的曹振东发报求援。张、曹为保存实力,拒不增援。

　　高树勋那个气呀!此时虎落平川,能奈他何?

　　全军危机!高树勋没法,给肖华发电求救。驻在宁津县龙潭村的肖华接报,立即带领部队急行军50多里,深夜一点多钟赶到前、后宁寨外围,两点钟从北面展开猛攻。高树勋见援兵来到,下令部队冲锋。日伪军腹背受敌,不明虚实,拂晓紧急撤围。战后清点战果,仅八路军就消灭日军60多人,伪军100多人,击毁汽车4辆,缴获轻机枪两挺、步枪200余支和其他部分军用物资,生俘两名鬼子。

　　时任《烽火报》出版科长孙学文(新中国成立后任宁津县双碓联中校长)记述:此战十军团将士牺牲100余名,村民牺牲70余人,炸毁房屋80余间。

　　危难见真情。高树勋由此看清了共产党、八路军是真正抗日救国,对抗日友军是真诚相待,认识到搞反共“摩擦”没有出路。此后,高树勋转移到三营盘驻防,他致信肖华,感谢八路军救援,表示:十军团决定不执行蒋介石的反共指示,与八路军合作共同抗日。41岁的高树勋与22岁的肖华从此结为忘年之交,他将自己一支心爱的手枪送给肖华,请肖华到他的军队里宣讲如何开展游击战术。8月,高树勋毅然率部队撤离冀鲁边区,其附属的“二政权”随之垮台。我党派入高军的秘密政工人员李恒泉、李向平、林恒非、何靖、于立平、姚守诚撤出,回到边区党政机关。

　　1945年10月,高树勋率部在河北省邯郸前线起义。1953年,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高树勋,说:“树勋同志,你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帮了我们的大忙,党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你的。”

　　1961年11月10日,时任河北省副省长高树勋到宁津县视察水灾情况,专程来到韩家村,祭奠22年前在那场同日本鬼子战斗中牺牲的国民党军的20多名将士。其情实为可敬。

　　原载《大众日报》2017年4月19日第十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