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展开局部反攻，不断扩大根据地
一、冀鲁边区与清河区合并，建立渤海区
为统一和加强领导，适应新的对敌斗争形势，1944年1月，中共山东分局、八路军山东军区决定，报经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央军委批准，冀鲁边区与清河区合并，建立中共渤海区党委、八路军渤海军区。景晓村任区党委书记，王卓如任区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陈放任区党委宣传部长，李震任区党委社会部长，夏戎任区党委群委会书记兼青委会书记，吕洗尘任区党委工运部长，尹伯川任区党委农委会书记，刘孟任区党委妇委会书记，马巨涛任区党委秘书长。杨国夫任军区司令员，景晓村兼军区政委，龙书金任军区副司令员，刘其人任军区副政委，袁也烈任军区参谋长，周贯五任军区政治部主任，官宗礼任军区后勤部长，王文模任军区后勤部政委，王星旸任军区卫生部长，钱金山任军区卫生部政委。3月1日，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决定，将冀鲁边区战时行政委员会与清河区行政公署合并为渤海区行政公署，刘其人任行署主任，李人凤任行署副主任。
渤海区党委、行署、军区辖6个地委、专署、军分区。原冀鲁边区第一地委、第一专署、第一军分区分别改为渤海区第一地委、第一专署、第一军分区，先后辖沧县、东（光）南（皮）吴（桥）、东（光）南（皮）、东（光）吴（桥）、乐陵、振华（宁津）、四边等县。陈德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曹戎任地委副书记；王亦山任专署专员；傅继泽任军分区司令员，仉鸿印任军分区副司令员，康伯明任军分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原冀鲁边区第二地委、第二专署、第二军分区分别改为渤海区第二地委、第二专署、第二军分区，先后辖齐（河）济（阳）①、①1943年7月，齐河县（津浦铁路北部分）与济阳县合并为齐济县，属冀鲁边二专区。1944年1月，齐济县撤销。德平、平（原）禹（城）②、②1941年1月，平原县（津浦铁路东部分）和禹城县（津浦铁路东部分）合并为平禹县；同年10月，两县分立；1943年3月，两县再次合并；1946年5月，平禹县分建为平北、禹城两县。平禹县先后属冀南七专区、冀鲁边二专区、渤海二专区。临邑、匡五（陵县）、德县、商惠、惠民等县和德州工委。曾旭清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郝炬任地委副书记兼军分区副政委；孙子权任专署专员；龙书金兼军分区司令员，赖金池任军分区副司令员，李恒泉任军分区副政委，李寿山任军分区参谋长，辛国治任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原冀鲁边区第三地委、第三专署、第三军分区分别改为渤海区第三地委、第三专署、第三军分区，先后辖靖远、盐山、新（海）青（城）、商河、沾西、沾（化）阳（信）（无）棣、无棣、阳信、庆云等县和海防工委。李广文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冯乐进任地委副书记；王道和任专署专员；刘贤权任军分区司令员，黄荣海任军分区副司令员，李雪炎任军分区副政委，刘重桂任军分区参谋长，杨耀奭任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原清河区垦区地委、专署、军分区分别改为渤海区第四地委、第四专署、第四军分区。原清河区清东地委、专署、军分区分别改为渤海区第五地委、第五专署、第五军分区。原清河区清西地委、专署、军分区分别改为渤海区第六地委、第六专署、第六军分区。原清河区清中地委、清中办事处、清中军分区（独立团）撤销，其属县分别划归第四、第五、第六地委、专署、军分区。
同月，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为便于领导和活动，渤海二地委决定撤销齐济县，齐河和临邑合并为齐临县①，①齐临县的区域为齐河县铁路以北的七区、八区和原临邑县的一区、二区、四区部分；属渤海二专区。1945年11月，齐临县撤销，恢复齐河、临邑两县建制。王希平（王自强）任县委书记，李聚五任县长；建立济阳县，李萍兼县委书记，张振国任副书记，王其元任县长兼县大队长。
渤海区建立后，区党委、军区于1944年2月在广饶县辛集村、牛庄一带召开高干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区党委、军区及直属部门负责人，各地委书记、军分区司令员。会议分析了形势，总结了经验教训，提出了今后的斗争任务，研究了政策策略。区党委、军区领导人景晓村、王卓如、杨国夫等分别在会上讲了话。
会议对渤海区的形势进行了认真分析。两区合并前，特别是1943年以来，冀鲁边区与清河区认真贯彻中共中央、中共北方局和山东分局的指示，彻底转变思想，迅速改变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实行“敌进我进”、高度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的方针，派出武工队深入敌后开辟工作，加强对日伪军和伪组织瓦解工作，粉碎了日伪军的多次“扫荡”和“治安强化”运动，形势有了明显好转，对敌斗争由被动逐渐转为主动，根据地得到恢复和发展。冀鲁边区在对日伪顽斗争的同时，经过尖锐复杂的斗争，挫败了叛徒邢仁甫分裂党、分裂军队、破坏根据地的阴谋，取得了反邢斗争的胜利，增强了团结，稳定了局势。但是，渤海区的形势依然是相当严峻的。当时驻境内的日军有6000人左右，主要有日军第七混成旅团驻张店、惠民、滨县、广饶，第六混成旅团两个大队驻沧州、东光，第五混成旅团的一个大队驻坊子，第十二军团直属两个大队驻德州、禹城；全区伪“建国军”、“治安军”等有7万人左右，是山东各战略区伪军最多的一个地区；国民党顽固派军队有4万人。全区境内尚有日军据点141个，伪军据点522个。各抗日根据地仍处于被敌分割之中。
针对以上情况，会议经过热烈讨论，提出了“坚持斗争，坚持阵地，掌握有利时机，改善阵地，积极扩大解放区，打通各分区联系”的任务。为此，决定采取以下方针政策；第一，坚持以游击战争为主，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和对敌人兵力薄弱据点的阵地攻坚战；有计划地在一定地区消灭和驱逐日伪军，扩大根据地，积蓄力量，准备反攻。第二，开展拥政爱民、拥军爱民运动，发动群众参军，整编和扩大县区武装，发展民兵。第三，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第四，加强对敌政治攻势，瓦解伪军。第五，加强整风学习，提高广大党员和干部的革命事业心，增强党性，加强团结。第六，开展生产节约。这些政策、策略的提出和贯彻落实，为进一步增强军民团结，扭转抗日斗争形势，开展对敌局部反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展开局部反攻，不断扩大根据地
1943年秋冬，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重大进展。苏、英、美等国军队接连取得胜利，意大利投降，德、意、日联盟瓦解；中、美、英在缅甸开始反攻，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入战略反攻；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敌后抗日战场摆脱严重困难局面，进入恢复和再发展时期。山东各战略区基本改变了被敌人分割封锁的状态，根据地面积、人口有了较大增加。日军进一步收缩战线，减少兵力，伪军战斗力削弱。在此较为有利形势下，中共中央和北方局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积极主动发动攻势作战，打击日伪军，巩固和扩大根据地。
1944年初，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作出了对敌斗争的全面部署：抓住时机，积极主动地对敌人发起局部反攻；针对敌人的“重点主义”，采取对应措施，加强武工队、小部队活动，健全民兵联防；积极开展边沿游击区斗争，加强政治攻势和瓦解日伪军工作。对日伪军发起攻势作战的战略部署是，扩大根据地，缩小敌占区，打通和改善各地战略区的联系，夺取有利的反攻阵地。4月，山东分局致信（即《关于对敌斗争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指示》）渤海区党政军负责同志，表扬了渤海区在1943年的反“扫荡”、反“蚕食”、反“清剿”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并指出渤海区的斗争形势仍十分严峻，要求大力开展对敌政治攻势，坚持对敌斗争，乘青纱帐起后，改善各分区之间的联系，彻底改变被敌分割封锁的局面，变游击区为根据地。
自1944年4月起，侵华日军为了援救其入侵南洋的孤军，集结40余万兵力，向国民党战场的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沿线的豫、湘、桂等省发起新的战略性进攻，企图打通通往东南亚的大陆交通线。日军向国民党战场的进攻，相对地减轻了对敌后战场的压力，为抗日根据地军民转入对日局部反攻造成了有利条件。渤海军区部队及地方武装，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对日伪军展开了局部反攻。1944年3月，乐陵县千余名伪军由乐陵城逃往阳信，欲向伪王复成部靠拢。途中，遭渤海一、三分区部队及商惠独立营截击，乐陵伪军300余人被迫投降。4月18日，赖金池率二军分区一部将陵县罗院日伪军诱至大辛村伏击圈内聚歼，毙敌40余人，俘百余人，缴获小炮2门、机枪3挺、长短枪150余支，并攻克罗院据点。5月，驻陵县神头据点的伪陵县警备队副队长张贞恩经平禹县敌工干部高风林、蒋振东的长期教育和争取，率其部120余人起义，收编为平禹县游击中队，不久，改为平禹县大队三中队。6月上旬，渤海区一、二、三分区抗日军民，对盘踞在各县的日伪军展开夏季攻势，迫使敌人逐步收缩。在此期间，第一军分区部队在司令员傅继泽、政委陈德指挥下，由乐陵独立营配合，夜袭乐陵城西最大的日伪黄夹镇据点，全歼据点内伪军100多人。振华县大队奇袭了大曹庄、詹庄、蒋家岗楼，连克小店、道口、孟集等据点，歼日伪军400多人。与此同时，振华县委带领军民3万多人齐上阵，填道沟、扒岗楼、割电线、破公路，将日伪的封锁沟、公路、电线全部破坏，将伪组织全部摧毁，并抓捕了少数作恶多端的伪保甲长和情报员，烧毁了“良民证”、“户口册”，全县据点由122个骤减至5个。第二军分区部队与齐临、平禹、匡五、济阳等县地方武装联合作战，攻克临邑境内据点17个，歼敌800多人。
渤海区军民夏季攻势作战的胜利，使日军惊慌不安，伪军更加动摇。为了给敌人以更加沉重地打击，一、二、三军分区部队于8月下旬发起了秋季攻势。龙书金率领二军分区3个大队以及齐临、济阳大队，包围在临邑的伪军“铁三营”驻守的巩家据点，激战2小时，歼敌10余人，俘敌200余人。伪“铁三营”营长张佐臣当场被击毙，缴获长短枪200余支及其它武器弹药一批。9月13日，赖金池率领二军分区主力部队与济阳、齐临、平禹、匡五等县大队协同作战，攻克临邑县城，毙伤俘敌210余人，并扫除城南巩家日伪据点，全歼守敌1个营。战斗中，二军分区副政委李恒泉牺牲。第一军分区部队在乐陵县、区武装的配合下，先后扫除乐陵县境内的日伪据点，迫使驻县城之敌撤走。9月18日，乐陵全境解放。撤出乐陵县城的近千名伪军，在警备队长何书茂带领下，向惠民逃窜，途中被商河独立营追至阳信县南部洋湖村一带全歼。9月27日，第一军分区部队解放南皮县城，消灭守城伪军，击毙日本顾问佐滕。9月29日，济阳县大队袭击由济阳返回惠民的日伪军160余人，击毙伪武定道尹顾问松田以下7人，俘伪大队长以下百余人。第三军分区一部在减河两岸连克据点9处。10月16日，庆云县城日伪军窜到王皇一带抢粮，三分区部队闻讯赶到，予以迎头痛击，击毙日军小队长以下13人，伪军8人，并缴获一些武器弹药。11月，根据山东军区“以我为主，准备反攻”的指示精神，渤海军区发起冬季攻势，在惠民城以西反击伪军戴镐东（原国民党鲁北军区司令）部的进攻，歼其2000余人。第一军分区部队围攻吴桥县西塘据点，并第二次攻克南皮县城。第二军分区部队及县区武装主动向敌人进攻，扫除了境内大部分据点，为迎接大反攻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1944年，渤海军区部队和地方武装连续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全年战斗899次，毙伤俘日伪军16178人，争取5000多名伪军反正，缴获掷弹筒162个，机枪195挺，长短枪13129支，其它军用物资一大批。攻克据点300多个，解放乐陵、临邑、南皮等4座县城。全区形势大有好转，境内伪军由75000人减至35000人，顽军由36000人减至19000人；一、二、三分区连成一片，二、六分区也连接起来，三、四分区进一步靠近。下半年来，扩大根据地面积2800多平方公里，村庄5215个，人口200万。
渤海军区一、二、三分区部队和地方武装在1944年局部攻势作战胜利的基础上，发起了1945年春、夏季攻势作战。
1月13日，庆云县大队伏击从庆云县城出来抢粮伪军，俘伪大队长夏金德以下41人，缴获一批武器弹药。2月18日，一军分区部队伏击由柴胡店去振华县城的伪军，全歼34名伪军。5月，日伪军纠集200余人进犯庆云县大队驻地纪家铺。三军分区部队和庆云县大队协同作战，激战一天，歼灭日军40人，伪军100多人，缴获武器、弹药一部。从4月开始，渤海军区部队发起了讨伐盘踞在寿光一带长期与日伪军勾结，残害人民的国民党山东保安第三师张景月部的战役。至8月中旬，讨张战役胜利结束。这期间，渤海军区部队还在6月上旬组织了蒲（台）滨（县）战役。中旬，日伪为挽回蒲滨之战的败局，调集张店、惠民日伪军及蒲台、滨县溃散残敌6000人，对滨蒲地区进行反扑。此时，一、二、三分区部队和地方武装乘敌后方空虚，发动广泛攻势，围困商河、德平，袭入吴桥、陵县、沧县，迫使东犯之敌撤退。在围困商河县城的战斗中，击毙日军大队长江田以下70多人。蒲滨战役后，渤海军区部队乘胜向西部、西北部进军，展开了夏季攻势。第一军分区部队于7月3日攻克东光、泊头两个车站，22日解放吴桥。 23日，第二军分区部队在地方武装配合下攻克德平县城；26日，平禹县大队包围何家寺据点，俘虏伪中队长仇万章以下200余人；8月9日解放陵县；中旬，平禹县大队先后攻克马腰务、郑家屯、郝家庙日伪据点。与此同时，二分区部队开始向外围发展，在齐河境内打下几个据点后，进攻到济南城下，占领了黄河大桥下的鹊山一带，并在这里建立了马牙区、青宁区。接着，又包围和消灭了经常活动在齐济一带的汉奸聂宜增部，聂以下300多人被击毙。第三军分区部队于7月30日收复庆云县城。振华县、区武装集中兵力，分路包围、攻克敌人的据点、岗楼，毙、伤、俘敌200人；除县城外，全县122处据点、岗楼，均被攻破。
自1944年始，渤海区一、二、三地委领导党政军民对日伪军发起的局部反攻，在战略上对国民党正面战场和英美盟军的对日作战，起到了重大的配合作用，同时也为对日全面反攻，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准备了重要的条件。
第二节 开展整风运动，转变党员干部思想作风
1944年1月，中共北方局发出关于1944年工作方针的指示，要求各地利用战争和生产的间隙，继续开展整风运动，加强党的建设。渤海区党委认真贯彻中共北方局的指示，对继续开展整风运动作了研究部署，建立了整风领导小组，王卓如任组长，具体负责全区的整风工作。2月，在全区高干会议上，区党委提出要加强整风学习，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革命事业心，增强党性，加强团结。
3月，渤海二地委召开了有地委、专署、军分区负责人和各县县委书记参加的整风会议，主要内容是贯彻渤海区高干会议精神，并着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1、因1943年划县时地委内部引起的矛盾；2、减租减息工作；3、开辟德平的工作；4、布置迎接大反攻。5月，渤海区党委在利津陀家庄召开县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北方局和山东分局关于整风审干工作的指示。会议以整风精神，对原冀鲁边区和清河区自抗战以来执行党的路线、政策，开展游击战的情况进行了检查，总结了经验教训，统一了认识，增强了团结。会议决定继续深入开展整风运动。采用举办党校、整风训练班、召开整风会议等方式，分批轮训地方县以上、主力部队营以上干部，进行整风审干，集中解决问题。随后，在区党委、军区、行署机关及各地、县、区、部队分批开展整风运动。
这次整风的任务是：学习马列主义，提高思想认识，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军阀作风等错误倾向，改进作风；结合进行审干，清洗极少数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纯洁党的队伍。整风的步骤、方法是：首先，组织党员干部学习中央规定的《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自由主义》、《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22个文件，提高认识，弄通思想。然后，联系思想、工作实际，进行反省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领导。最后，普遍进行总结，写出反省自传和鉴定。
在整风中，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种形式：一是召开整风会议，举办短期整风训练班，由地委负责人主持，有计划地轮番抽调党员干部进行重点整风。二是选派地方县以上、部队营以上干部参加区党委整风训练班，回单位后再培训一批骨干，带动在职干部的整风学习。三是利用各种形式，组织在职党员干部进行整风。为解决领导干部参加整风与工作的矛盾，各地一般都把整风学习、思想反省、批评检查与研究安排工作紧密结合，并要求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为下级作学习和反省坦白示范。为加强区级、连级等基层单位的整风学习，各县、团普遍分批召集区、连级党员干部到县委和团机关集中学习，进行整风。
这次整风运动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重点进行政治教育、反省坦白和审查干部。首先，组织党员干部学习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的决定》及北方局、山东分局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明确整风的意义，提高认识，端正态度。在此基础上，转入学风、党风文件的学习和反省坦白。针对前两年整风中少数党员存有思想顾虑的问题，一、二、三地、县委一再强调“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领导充分发扬民主，启发党员，提倡敢说话、敢批评、敢坦白的精神，给所有同志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不压制、不扣帽子，不打棍子，防止把整风变成整人。广大党员自觉检查工作上的主观主义、强迫命令、官僚主义作风，生活上贪图享乐，多吃多占、侵占群众利益，以及入党动机不纯、个人英雄主义、军阀作风等问题，并写出反省自传。反省自传的主要内容有：家庭和社会关系情况、个人出身、学习工作简历、历史上突出的问题，主要的错误及其根源，今后努力方向等。对每个党员的自传，均须进行鉴定，指出优缺点和错误。自传和鉴定在小组会上通过，并在鉴定表上签名盖章。同时，由上而下逐级开展审干工作，重点是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在这一过程中，始终坚持分清是非轻重、政治教育为主的方针。对有些人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发生过动摇，有些人在长期的统战环境中阶级意识模糊等问题，采取小组学习与集体讨论相结合，大家辩论与领导专题报告相结合等方式，正面进行国际国内形势和抗战发展前途的教育。针对有的党员担心受邢仁甫叛变的影响而有顾虑的情况，再三强调，邢仁甫叛变投敌是由他个人野心家的本质决定的，是他拒绝党的教育的结果。原冀鲁边区的党组织和绝大多数党员是好的，在同邢仁甫的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对受过邢仁甫蒙骗的人，采取教育宽大的政策，只要同邢仁甫划清界线，坚持抗战，一律不予追究。
经过第一阶段的学习，较好地纠正了党内存在的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使广大党员进一步认清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残害中国人民的罪行，认清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其本质是坚持独裁、反共、内战，从而丢掉幻想，坚定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打败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决心和信心。通过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军阀作风的批判，党员干部的作风有了很大的转变。一是克服了说大话、空喊口号、不办实事的不良作风，提倡说实话、办实事，把口号与行动统一起来；二是克服了党、政、军、群各自为政的混乱现象，加强了协调配合，统一了行动；三是克服了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和不解决实际问题的会风，加强了调查研究，注重工作实效；四是纠正了领导上的主观决断，建立健全了工作、会议制度，加强了集体领导。凡属重大问题，除特别紧急情况外，都要经过党委会讨论研究；五是整顿了组织，清洗了极少数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培养吸收了一批经过锻炼考验的先进分子入党，使党组织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
整风运动的第二阶段，主要是发扬民主，开展以检查领导为中心内容、以改善领导作风为主要目的的整风活动。党、政、军、群所有机关党员干部及非党人士均无例外地参加。活动方式有个别交谈、集体座谈、开小组会等。领导干部既是整风的领导者，又是被检查者；既注意防止极端民主化倾向，又放下架子，使群众大胆揭露问题。因此，绝大多数单位的群众打消了顾虑，积极向领导提意见，批评领导的缺点，实现了改进领导作风的目的，效果是好的。一是以检查领导为中心，暴露出了各方面的问题。如群众意见较大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军阀作风，某些不正确的干部政策，不关心群众，包办代替，有些规章制度不合理，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等，过去都认识不够，现在则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从而改造了思想，转变了作风。二是使每个党员干部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工农出身的同志懂得了学习政治理论和执行党的政策的重要性，开始跳出经验主义的狭小圈子；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进一步认识了什么是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摸索到一些群众工作的经验。
这次整风运动是健康的，取得了很大成绩，具有重大意义。第一，对党员干部进行了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提高了理论水平，实现了政治思想上的统一。渤海区一、二、三分区是马列主义传播较早的地区，1921年9月齐河县在济南读书的贾迺、马馥塘参加由王尽美、邓恩铭创建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秘密在家乡开展革命活动；1923年刘格平在沧县建立津南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1924年贾迺在齐河建立鲁北第一个中共党支部。自此以来，党的组织发展较快，党的活动比较活跃。卢沟桥事变后，这里的党组织很快发动抗日武装起义，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斗争。可是，这一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内部从未进行过系统的马列主义的思想教育，没有认真总结建党以来的经验教训。在这次整风学习中，广大党员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文章，并联系这一地区革命发展的曲折历史，初步懂得了马列主义，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在不断克服纠正错误中发展起来的，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在抗日斗争节节胜利的大好局面。各级党组织进一步掌握了马列主义理论，分清了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界限，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贯彻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第二，克服了宗派主义，实现了全党在组织上的统一。渤海区是由原冀鲁边区、清河区合并建立的，尽管在合并之初就强调要十分注意团结，但在一、二、三分区广大干部中，少数人仍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不团结等倾向。通过整风运动，绝大多数党员认识到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所要求的“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这一政治原则的重要性，纷纷检讨了过去闹不团结的错误思想和行为，决心将一切无原则的派别斗争清除干净，步调一致，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第三，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关系，推动了全区抗战和根据地建设。在这次深入开展的整风运动中，渤海区党委发出《关于大量吸收、团结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对知识分子的吸收、团结、改造，是我党对人民应尽的责任。要求各级党委认真研究我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克服右倾狭隘的关门主义，用各种方式团结各种不同的人士。这次整风运动不脱离当地实际和各项工作，把整风精神贯穿于党的建设、对敌斗争、群众运动等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中，特别是请非党人士参加整风，使广大群众进一步加深对共产党的认识，提高了抗日的积极性，从而一心一意团结在党的周围，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总之，通过整风这一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提高了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理论水平，初步掌握了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进一步明确了马列主义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使全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为迎接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三节 开展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
渤海区一、二、三地委的减租减息运动，是在原冀鲁边区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的基础上继续深入进行的。自1942年夏以来，根据中共中央和山东分局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指示，冀鲁边区推行了合理负担政策，在一些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实行了减租减息和雇工增资。但是，由于当时日伪军对根据地反复进行“扫荡”、“蚕食”、封锁，环境极其艰难，各级领导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反“扫荡”，反“蚕食”上，因而这项工作开展得比较迟缓，不够深入，没有形成普遍的群众性的运动。1944年6月，渤海区党委根据中共山东分局“七、八、九、十月的中心工作是，实行普遍减租减息，老区要消灭空白村，消灭明减暗不减的现象”的指示，发出《关于彻底完成查减工作、组织群众大多数的指示》，要求各地抓住时机，在各根据地深入地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建立基本群众的优势，积蓄力量，为反攻打下基础。此后，各地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首先，各地、县、区委组织干部学习中央和山东分局、区党委有关减租减息的方针、政策，检查过去的“双减”工作，进行调查研究，摸清情况，进一步增强群众观念，提高搞好减租减息工作的自觉性。然后组织工作队深入农村，向党支部、党员和群众宣传党的减租减息政策，进行“劳动创造世界”、“共产党领导我们打天下，农救会领导我们闹翻身”、“群众当家作主”等思想教育和“谁养活谁”的讨论，提高群众的觉悟，打消群众的顾虑，使之积极投入到减租减息的运动中去。同时，向地主讲解党的减租减息政策，欢迎他们主动减租。在此基础上，发动群众清算地主以地租、高利贷等手段对农民的残酷剥削，斗争恶霸地主、汉奸。通过清算、斗争，广大农民伸了冤，提高了阶级觉悟和当家作主的思想。
各地在减租减息中，认真贯彻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关于具体执行“八、十”训令的决定》，严格执行党的政策。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保证农民的人权、地权、财权等，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生产和抗日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实行交租交息，使地主也有一定的经济地位，保障地主的人权、地权、财权等，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只是对极少数不改悔的恶霸地主、汉奸，才采取消灭其封建剥削的政策。减租标准，按照抗战前的租额减少25%，游击区酌量少减；中农、贫苦抗属和孤寡户因无劳力而出租土地的，少减或不减；减租后主佃双方订立3至5年的租约，租期未满地主不得无故撤租。减息的办法是规定年利率一般为1分（即1/10），最高不得超过1分半。取缔各种形式的高利贷。雇工增资标准，按抗战前工价折粮，以战前工资所能买粮数增加20%，成年男工年工资以折粮300公斤为最低标准，增资后折粮为500公斤；增资均从当年增起，一般不追算往年老帐。
经过半年多深入地工作，各地减租减息运动取得了显著成绩，根据地农村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经济上，地主的封建剥削有所削弱，农民得到了经济实惠，改善了生活。农村阶级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地主的户数、土地减少了，中农的户数和土地有了较大增加，其中多数是经过减租减息由贫农升上来的，雇农的户数大大减少。在政治上，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开始动摇，以贫雇农为主体的基本群众的优势初步树立起来。而且结合减租减息，整顿党的基层组织、村政权和工、农、青、妇、民兵、自卫团等群众组织，调整领导成员，提高了党的战斗力，密切了党群关系，推动了生产，巩固了根据地。广大贫苦农民经过减租减息提高了阶级觉悟，增强了民主平等观念和反封建剥削的意识，加深了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感情。运动中，一批积极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领导群众民主选举村干部，实行民主政治，夺回了一些被地主控制的村政权。翻身农民踊跃参加民兵、自卫团和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群众组织。农村风气大为好转，偷盗、赌博、迷信等现象和道会门的活动大大减少，出现了参军、参战，武装保卫家乡和拥军优抗热潮。
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削弱，导致了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和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为开展大生产运动创造了条件。为了克服根据地的经济困难，坚持抗战又不过于加重人民的负担，渤海区党委借鉴延安大生产运动的经验，决定在全区开展大生产运动，以增强根据地的经济实力，坚持长期抗战。总的方针是：以农业生产为主，以家庭手工业和副业为辅，实行安家计划，劳动互助，个人与集体结合，干部与群众共同生产。要求各级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把大生产运动当成中心工作来抓，领导干部要走出机关，到第一线领导和参加生产。要帮助群众制订生产计划，解决生产资金、种子等实际问题。按照区党委的部署，一、二、三地委也适时召开干部、群众大会，广泛宣传发动，制订计划，落实措施，掀起了大生产运动高潮。在大生产运动中，各地认真抓好“组织起来”这个农村发展生产的中心环节，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组织互助组、变工队、合作社，把一切劳动力、半劳动力，特别是妇女都组织起来，充分利用耕畜、农具、变工互助，提高劳动效率，发展生产。群众性的互助合作组织，对发展生产起了重大作用。它弥补了小生产者劳力、技术、耕畜和生产工具的不足，培养了农民的集体精神，依靠集体力量克服困难，发展生产，而且腾出一些人力从事手工业和副业生产。有些地方还组织代耕队，帮助抗属和无生产能力的贫困户耕种。不少机关工作人员组成生产队，帮助群众生产。通过开展大生产运动，渤海区一、二、三分区的粮食、棉花、油料有了较大增产，家庭副业增长幅度也较大，广大群众开办了榨油、苇编、条编、卷烟、扫硝等副业生产项目，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且能大量输出棉花、油料、纺织品等。
根据地大生产运动保证了军民的物质生活需要，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为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积累了一些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一批经济工作干部。
第四节 展开全面反攻，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一、加强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为战略反攻做准备
1944年，国际国内反法西斯的斗争不断取得胜利，形势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对日伪军开展了强大的军事和政治攻势，歼灭了大量的日伪军，争取了大批伪军弃暗投明，加入抗日行列。残余的日伪军大多被赶出根据地，龟缩在城镇和铁路沿线、交通要道。为适应这种新形势，迎接战略大反攻，1944年6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市工作的决定》，指出：过去的城市及交通要道工作，是为保存组织，度过黑暗时期，或者获取情报，购买物资；现在则是为了争取千百万群众，争取伪军警，准备武装起义，夺取城市与交通要道。《决定》要求各中央局、各地委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准备担负起夺取所属一切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的责任。8月，中共山东分局发出《为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决定〉的指示》，要求各战略区党委迅速建立城市工作机构，专门负责城市地下工作。分局指出，渤海区城市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济南、张店、德州、天津等城市和胶济、津浦铁路的有关路段，加强领导，抽调得力干部，巩固和完善组织，树立“里应外合"的思想，迎接抗战胜利的到来。9月13日，渤海区党委作出《关于如何执行中央6月5日城市工作指示的决定》，指出：当前城市工作的目标已不在于长期埋伏、保存力量，而已发展至积极组织在敌人统治下的千百万群众，瓦解数十万伪军、伪警，发展各阶层力量，争取时机一到，立即发动武装起义，夺取城市。而实现这一要求的基本力量就是我党我军与敌占城市、铁路、矿山的广大群众实现“里应外合”的武装起义。《决定》要求抽调5%的干部建立城市工作机构，各地委设城工部，选择1至2个中心县城直接开展工作。根据《决定》的要求，渤海区一地委负责沧州，二地委负责惠民、德州，三地委自已确定，分别建立城市工作机构。各县委要设城市工作站，建立城防中队和抗日民主城镇公所。各级都要举办敌占区青年知识分子、工人训练班。区党委还决定将渤海区境内的津浦、胶济铁路线划分为五段，明确津浦路天津至沧州、沧州至德州两段由一、三地委负责，德州至济南段由二地委负责；胶济路济南至张店段由六地委负责，张店至坊子段由五地委负责，各段均建党的工委和铁路武装，以控制沿线城镇及其两侧。11月，区党委召开有各地委负责城市工作的领导干部参加的城市工作会议，部署贯彻区党委决定，具体研究打入工作的步骤、方法和策略，开展向敌占城市的派遣工作。此后，全区各地、县城市工作机构相继建立，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迅速展开。
1937年12月日军侵占济南后，这里便成了日本军警宪特等反动势力在山东的中心保垒。因此，中共山东分局将开展济南地下工作作为重要的战略任务。原冀鲁边区第二地委、第二军分区南依济南，自1942年起便积极开展打入济南的工作。由于个别干部政治麻痹，缺乏应有的警惕性，工作受到一定损失。1942年6月，日军济南宪兵队特务魏庆宇、关启新利用与冀鲁边第二军分区一营侦察员张干之同学关系，以抗日青年的面目混入济阳根据地，要求建立工作关系。由于地委、军分区领导急于开展济南地下工作，思想麻痹，未经严格审查便于9月在洛口建立了济南情报站，派班长孙子贤负责，次年3月迁入市内。为蒙骗军分区领导，日特施展狡猾伎俩，在搜集二分区党政军情报的同时，也送出一些不影响大局的敌人的“情报”。由于济南情报站一直处于日军的监视控制之下，因而工作始终陷入被动状态。二地委和军分区发觉这一情况后，先后派专署武装科长薛寒衫和德县县长张硕打入济南市内，清理整顿组织，决定把情报工作与党务、群众工作分开，以扭转被动局面。1943年秋，张硕进入市内后，根据地委指示，避开魏庆宇、关启新，建立市民工委，专门从事群众工作；同时，地委又从齐河选调区委书记赵传和打入济南与张硕单独联系。但是，不久便被日特侦知。敌人经密谋策划，于1944年8月将济南情报站和市民工委破坏，并由此致使禹城工委遭受部分破坏，张硕等30多人被捕。
1944年9月，渤海区党委决定建立济南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渤海区在济南市内的党组织和工作关系，并确定由二地委组织部长兼城工部长李萍负责抽调干部，清理整顿市内组织，筹建工委。1945年1月，二地委在陵县盐场村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会议由李萍主持，传达了渤海区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并研究了贯彻意见。会议决定：建立济南、德州两个工委和济南（第一）武工队、德州（第二）武工队、禹城（第三）武工队。其主要任务是：开展城市秘密工作，购买武器、药品，发动群众破坏铁路等。同月，二地委调匡五县委副书记马冲协助李萍工作，并组建了二地委城工部武工队，在齐河、济阳根据地边沿地区开展活动，为开辟济南工作创造条件。5月，中共渤海区济南工作委员会在济阳县太平庄正式成立，彭瑞林任工委书记，李萍、马冲为委员。工委以济阳、齐河、临邑边区根据地为依托，统一领导渤海区在济南市内的党组织和工作关系。同时，将二地委城工部武工队扩大为营的建制，组成济南工委武工队，对外代号为黄河大队，彭瑞林兼政委，路有水任队长。其任务是负责封锁洛口及黄河沿岸一带，对日伪进行武装斗争，对沿河驻防的国民党顽固派部队进行策反争取工作，保卫工委机关和市内出入黄河关卡的地下工作人员。为便于工作，工委通过济南铁路工厂党支部在厂外大槐树（今济南经二路736、738号）开设义记自行车行，作为联络站。工委认真总结过去的经验，吸取二分区济南情报站失败的教训，全面系统地贯彻中央和上级指示，组织力量通过多种渠道对济南市的政治、军事、宪特等情况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接受整顿市内原有的党组织和地下工作关系。同时，从齐河、济阳、临邑等县选调干部，举办地下工作训练班；派马冲等10余名干部打入市内，为大批干部进入济南摸索经验，创造条件。8月，山东军区命令渤海军区和鲁中军区主力向济南进军，对驻济日伪军形成包围之势。为配合部队的攻势，渤海区党委调整充实了济南工委，李萍、马冲分别调往德州、津浦工委，增补崔戎、李玉如、吕洗尘、韩豁为济南工委委员；健全了工作机构，增设组织部、宣传部，崔戎任组织部长，李玉如任宣传部长；吕洗尘打入市内，以义记自行车行为掩护，领导铁路系统的党组织和地下工作关系。9月上旬，工委武工队在齐河、济阳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发起鹊山战斗，全歼守敌，摧毁山上的伪镇公所，扫除了进入市内的一大障碍。随后，工委乘敌混乱之机，选派50多名干部打入市内，利用有利形势，通过各种渠道开展工作，发动煤矿工人和市民，争取伪军伪警，组织内应力量。到10月，济南市内共有渤海区派入的党员干部86名，其中工委委员1名，县级干部4名，区级干部8名；新发展党员31名，地下工作关系333名，其中伪军关系40余名；争取团结群众和伪军警数千人。
1945年初，渤海区二地委将原德州敌占区工委改建为德州工委（对外称德州市民运工作团），刘子光任书记，张龙、张静波为委员；2月，建立德州武工队，齐朝阳任队长，张龙任政委。此前，原德州敌占区工委曾先后派魏国光等潜入德州城内，建立秘密联络点，了解敌情，搜集情报，团结群众，争取社会上层人士抗日。德州工委建立后，积极对日伪军进行政治攻势，发动群众向日伪军兵营、机关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宣传抗日救国、弃暗投明，分化瓦解敌人。在此期间，冀南军区和晋冀鲁豫边区也曾派刘灏、高森等到德州进行地下工作。
同年2月，渤海区党委还先后组建了津浦铁路（天）津沧（州）段工委和德（州）沧（州）段工委，马克勤任津沧段工委书记，王路明任德沧段工委书记，并分别建立了铁路大队。其任务是加强铁路和沿线城市工作，组织教育铁路职工，争取伪组织人员，配合破袭斗争，打击日伪，为收复津浦路做好准备工作。
从1944年初到1945年8月一年多的时间里，在区党委和一、二、三地委的领导下，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取得很大成绩，有利地配合了军区部队实施局部反攻和全面反攻；从事地下工作的人员，不畏艰险，在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开展工作，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整训练兵和大参军运动
1944年，渤海区部队和地方武装连续战斗，特别是在夏、秋、冬季攻势作战中，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消耗也很大，极需进行休整。而此时在渤海区的日伪军数量不断减少，战斗力大大削弱，已无力组织大规模的“扫荡”等军事行动。在此有利形势下，渤海区党委、军区根据中共中央1944年7月1日《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和中央军委10月12日关于《加强全军练兵与部队大整训的决定》，于12月召开会议，确定了“扩军、练兵、大反攻”的任务。区党委要求全党全军统一思想，使每个党员和指战员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大反攻，积极参加整训、练兵。军区司令部拟定了练兵方案，政治部作出了关于大练兵政治工作的指示。全区主力部队、县区武装自本年冬至翌年春，用4个月的时间，普遍开展了政治整训和军事练兵。
按照整训练兵方案规定，一、二、三军分区主力部队以“军（事）七政（治）三”，县区武装以“军政各半”的安排进行整训练兵。在政治整训中，主要是贯彻古田会议精神，改善部队政治工作，在学习文件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充分发扬民主，利用各种方式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揭露工作中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军阀作风和不关心战士、不尊重地方干部等错误倾向，广泛开展尊干爱兵、拥政爱民活动，总结部队建设经验，表扬奖励英雄模范人物。各军分区主要领导干部带头检讨缺点错误，表示接受群众监督，进一步转变作风。通过整训，达到提高思想觉悟，改进干部作风，上下团结的目的，为军事练兵奠定了基础。
军事练兵的主要内容是练体力，练技术，以技术为主，战术为辅进行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土工作业等技术训练和近战、夜战、攻坚战等战术训练，采取干部教战士，战士教干部，干战互教，战士互教，教学相长，以及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学用一致的群众性的新式练兵方法。通过练兵，广大干部战士的军事技术和实战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并在以后的战斗中得到了实际检验。
在主力部队和县区武装整训练兵的同时，各根据地的民兵也在不误农时的前提下，开展了政治整训和练武活动。民兵的政治整训，主要是加强阶级教育和拥军拥兵，提高广大民兵的阶级觉悟和抗战必胜的信心，使民兵更加热爱共产党、八路军，积极支援、配合部队作战。练武主要是提高民兵的射击、投弹、爆破等基本军事技能。各地积极整训练武，推动了民兵队伍的不断发展。
在根据地民兵整训练武的基础上，为完成区党委、军区提出的“扩军、练兵、准备大反攻”的任务，1945年初，一、二、三分区掀起了轰轰烈烈地参军热潮，到处锣鼓喧天，红旗招展，欢送和欢迎披红戴花的新战士入伍的场面和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上战场的动人景象随处可见。
这次参军热潮的兴起有其广泛的群众基础。通过减租减息、民主反霸斗争，广大群众从自身的体验中，深刻理解了共产党、八路军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他们把打败日本侵略军和自己翻身求解放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内心深处真诚地热爱共产党、八路军，从而自愿地参加自己的队伍。在动员参军的过程中，各地既加强了形势教育，树立广大人民群众抗战必胜的信心，又加强了阶级教育，提高人民群众参军和保卫胜利果实的自觉性；同时还进行了参军光荣的教育，宣传八路军的功绩，开展拥军、优抗（抗属）活动。在动员参军的具体过程中，各地不仅注意做参军青年的工作，而且努力做好参军青年的父母、妻子、亲朋的工作，并且动员县、区、乡、村干部、党员带头参军，人与人、村与村展开挑战比赛，使各分区较好较快地完成了参军任务。1945年春，振华县新参军战士470名，县武装由500人扩大为近千人，并两次升级到主力部队。德县在新安街搭台唱戏，欢送新兵入伍。平禹、齐临、庆云、乐陵等县也有大批优秀青壮年光荣参军，仅平禹县三区就有500多人参军。这些新入伍的战士除大部补充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外，还组成了几千人的新军教导团作为后备力量进行训练。这次动参是抗日战争时期渤海区一、二、三分区规模最大的一次，极大加强了军民之间、军队和地方之间的团结，对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工作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开展政治攻势
1943年底，日军在华北连续推行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均遭到失败后，又推行更加毒辣的所谓“促进华北新建设运动”（即新国民运动）。对此，渤海区党委及时发出《关于反对敌人新国民运动的指示》，要求各地加强反伪化的斗争，开展政治攻势，向敌人和敌占区的人民宣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揭露敌人的欺骗宣传。这些宣传对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坚定敌占区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产生了重大作用。
积极开展敌伪军工作，是开展政治攻势的首要任务。根据渤海军区的指示，一、二、三军分区均建有敌工科、敌工股，专门负责对伪军、伪组织开展争取、瓦解工作。对伪军、伪组织，以政治攻势为主，辅以军事打击。号召伪军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回头是岸，弃暗投明。对一时不能脱离伪组织者，规劝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不助敌作恶，给自己留条后路。对伪军伪组织中的骨干分子，则根据他们的罪行程度、态度好坏，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对罪行严重的顽固分子，彻底揭露，坚决打击。对愿与八路军建立联系的，给予立功赎罪的机会，令其提供情报，长期埋伏。渤海军区副司令兼二军分区司令员龙书金、二军分区政委曾旭清亲自出面与伪组织的上层人物和社会名流谈心，晓以民族大义。对于伪军则记“黑红点”和建《善恶录》。所谓记“黑红点”和建《善恶录》，即伪军中谁做了一件对抗日对人民有利的事，就给他记个红点；谁做了对抗日对人民不利的事，就给他记个黑点，并把事实记录下来。记红点可以赎罪，记黑点要受惩罚。适当时候将记录结果通过喊话或到据点张贴予以公布。对黑点多而又不接受警告者，则坚决给予打击、镇压。记“黑红点”和建《善恶录》，在政治上给伪军以深刻影响，产生了一定的震慑作用，使作恶者不敢再作恶，使欲回头者看到了出路。随着抗战形势的逐渐好转，不少伪军官不但自己不敢再作恶，还注意约束士兵；许多伪军士兵争做对抗日对人民有利的事，给自己留条出路。
在敌占区和游击区，各军分区党政军群各级组织通过大量细致工作，将大量伪村长争取改造为“白皮红心”式的两面村长，即一面应付敌人，一面为共产党八路军服务。这些关系的建立，为共产党八路军搜集情报、掩护干部、购买军需用品和坚持开展敌战区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一）学习贯彻党的七大精神
进入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巨大胜利。1945年4月，苏联红军对德国法西斯展开全面猛烈进攻。5月2日，苏联攻克柏林，宣告了法西斯德国的彻底覆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连续对日本侵略者展开局部反攻，收复大片国土，根据地日益扩大，日军被迫退至沿铁路、公路线少数据点，各地伪军、伪政府、伪组织越来越惶恐不安。与此同时，各根据地抗日军民，狠很打击日伪军，迅猛扩大解放区，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加紧整军练兵，政治、经济、军事力量逐步壮大，敌我力量的对比正在发生着根本性变化。
在国际反法西斯阵线胜利进军，国内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积极准备全面大反攻的形势下，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渤海区党员代表朱春和、朱瑞、徐向前、马国瑞、闫玉森、关星甫、崔岳南、张次宾、杜步舟、贾震、王文介、姚仲明等12人出席了大会。大会系统地总结了24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了8年抗战的经验，制订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正确纲领和策略。大会指出，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形势下，党的任务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领导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大会通过的新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大会选出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党的七大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它使全党的认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达到了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为新民主主义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七大胜利召开的喜讯传到渤海区，各地军民欢欣鼓舞，纷纷集会，热烈庆祝。七大闭幕后，根据渤海区党委的指示，一、二、三地委组织机关、部队、学校和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七大文件，广泛宣传七大精神，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乘七大的东风，实行全民总动员，向日伪军展开大反攻，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二）展开大反攻，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8日，苏联发表对日作战宣言。苏军对日作战，沉重打击了盘踞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覆灭。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16日，日军大本营在下达“停止战斗行为”命令的同时，又命令日军“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了自卫可以采取战斗行为”。由于日军宣布投降而又不放下武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反攻作战仍继续进行。8月9日，毛泽东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大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苏联及其他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10日，中共中央指示各中央局、分局及各区党委：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日伪军发动广泛的进攻，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市和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领小城市。同日24时至11日18时，朱德总司令发布关于受降和对日展开全面反攻等7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抗日武装部队向其附近的日伪军发出通碟，限其在一定时间向人民军队缴械，如遇日伪军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但是，正当各解放区军民向日伪军展开大规模反攻之际，蒋介石却于8月10日发布3道命令：令八路军、新四军“原地驻防待命”，不许“擅自行动”；令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等待国民党军队收编；令国民党各部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妄图独吞抗日胜利果实。对此，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蒋介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各解放区军民积极响应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号召，坚决执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日伪军发起全面反攻。
8月11日，渤海军区向全军发出了“集中力量，挺进交通线，夺取敌占城市，扫清前进障碍，会攻济南，迫使敌伪向我投降”的战斗号令。
8月13日，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发出《决心消灭日伪军》的指示和《夺取大城市的部署》；15日，又发出《部队作战方向的规定》。山东军区命令渤海军区主力配合鲁中军区夺取济南，一部收复津浦铁路沧（州）德（州）段沿线各要点及寿光、潍县等地。同时，决定将所属各军区部队编成5路野战军，其中渤海军区组成第四路前线指挥部，主力部队编为山东野战军第七师和第六、七、八3个警备旅。杨国夫任第四路前线指挥部指挥，景晓村任政委，刘其人任副政委，袁也烈任副指挥兼参谋长，周贯五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8月17日，山东野战军第七师正式组建，杨国夫任师长，周贯五任政委，龙书金任副师长，阎捷三任参谋长，徐斌洲任政治部主任。七师下辖十九、二十、二十一3个团。警备第六、七、八旅在此后陆续组建。
8月中旬，第四路前线指挥部根据渤海区敌情，将所属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迅速集中，分南、北、中三路对敌展开大反攻。南路大军由七师主力和五分区独立团组成，在杨国夫、景晓村、周贯五指挥下，在胶济铁路以北，小清河以南，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由东向西挺进。中路大军由六分区独立团、长山独立营、邹平县大队等组成，在刘其人、袁也烈指挥下，沿小清河以北、黄河以南由东向西挺进。北路大军由第一、二、三、四军分区部队、回民支队和部分县区武装组成，在龙书金、傅继泽、陈德、曾旭清、刘贤权、李广文、王兆相、徐斌洲等指挥下，分兵南下、西进。
自8月16日起，二、三分区部队相继解放临邑、陵县、济阳，并追击、包围残敌于商河县城。一分区部队收复盐山、宁津、新海县城，攻克桑园车站，切断津浦铁路，逼近德州。二分区部队进至济南城下，占领黄河大桥下的鹊山一带，在齐河县大队、济阳县大队的配合下，包围并消灭齐河、济阳一带的伪聂宜增部。三军分区部队在四军分区一部配合下，攻克阳信县城后，又解放惠民县城。至此，渤海区境内除德州、沧州、平原、禹城等日伪据点外，仅有万余伪军龟缩于商河、无棣两座县城和青惠滨边区，其余广大地区均获解放。
1945年9月3日，济阳独立营积极配合前线攻势，攻克哨门据点，俘敌160余人，缴获枪支160余支。随后，直逼济阳近郊，城内日伪弃城逃跑，济阳县城解放。5日，振华县残敌弃城向津浦路连镇逃窜，途中被一分区十七团全歼，振华县全境解放。
9月7日，渤海区党委在邹平召开会议，山东反攻前线指挥部总指挥肖华到会传达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即《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明确了首先攻取小城市，消灭内地日伪军，巩固已解放地区，然后再攻取大城市的作战方针。据此，决定改变会攻济南的作战部署，渤海军区主力部队回师渤海区内地，扫清伪军残余。第一步，歼灭青惠滨边区残敌；第二步，打下无棣城；第三步，攻克商河城；最后分兵向津浦、胶济铁路沿线和大城市进军。
9月23日，奉渤海军区的命令，二分区以分区部队为主，并抽调各县县大队兵力，组成警备六旅，分区司令员肖锋兼旅长，曾旭清兼政委，郑大林任副旅长，下辖十一团、十二团。此外，军分区还组建1个特务营和1个青年武装队，共9个连。此时，二分区部队加上县、区武装总计8994人。
德平、庆云、盐山、陵县等县解放后，其伪军头目李光明、高赞廷、白玉亭、张绍臣等带残部队逃入商河县城，与该城守敌伪武定道皇协护民军第一师师长田敬堂部一起负隅顽抗。自9月5日起，渤海军区十九团、二十一团和二分区主力部队及商惠、济阳、德平等县地方武装，对商河县城进行20多天的围困，并将其外围据点拔除。9月26日，向商河城发起总攻，渤海军区司令员杨国夫等亲临指挥。首先，夺取城东门之水寨。田敬堂派其参谋长与攻城部队谈判，企图拖延时间组织反抗。攻城指挥部限其两小时内缴械投降，遭到拒绝。攻城部队遂组织炮火对商河城进行猛烈轰击。田敬堂等在八路军的强大攻势下，被迫投降，商河随之解放。商河战役共毙、伤、俘虏敌人8000余人，伪顽“司令”11人全部被活捉。至此，渤海区腹地之敌全部被肃清。
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签字投降。中国人民历经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宣告胜利结束。
八年抗日战争中，德州津浦铁路东各县党组织在冀鲁边区、渤海区党委的领导下，带领广大军民，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和革命事业，前赴后继，艰苦奋斗，作出了重大牺牲，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抗日战争锻炼了渤海区一、二、三分区的人民、军队和各级党组织。在抗战中，军民同仇敌忾，团结一致，积极支援、配合八路军对日伪军作战，大打了一场人民战争。人民赢得了战争，战争教育了人民。特别是经过减租减息等群众运动，使农民群众在经济上有了改善，政治上翻了身，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敢于斗争，形成了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成为党在农村的社会基础，是抗击敌人取之不尽的人力、物力源泉和坚强有力的后盾。在这一地区坚持斗争的八路军和地方抗日武装是抗日战争的柱石，他们在斗争中不断积累战斗经验，逐渐掌握和运用人民战争的战略技术，屡战屡胜，在战斗中发展壮大，成为抵御外敌入侵，保卫国家主权和人民利益的坚强力量。抗战以来，渤海区一、二、三分区各级党组织从恢复建立，到发展壮大，逐渐成为一个政治上坚定正确，思想上成熟，组织上巩固，领导根据地人民坚持抗战，直到取得了后胜利的领导核心。经过抗战，党组织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将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夺取革命斗争的更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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