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斗争,战胜困难,巩固抗日根据地

2014-09-03 08:43:00来源:大众网作者:

  第一节 采取正确策略,坚持敌后抗日斗争

  一、党政军联席会议召开和反“蚕食”斗争

  (一)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制定坚持抗战方针

  1940年3月,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决定,由“挺纵”留下的部队和陵县地方武装400多人组成鲁北支队,杨忠任司令员兼政委,龙书金任副司令员,张庆余任政治处主任。此时,边区武装仅有六支队的八团3个营,津南支队、运河支队各1个营及由“挺纵”直属队的1个连和鲁北支队共1600人,党政军干部也很缺乏,加之1940年边区春季粮荒日趋严重,抗战困难剧增。特别是“挺纵”主力转移后,日军趁机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不断增设据点,对边区实施大规模破坏,摧毁抗日基层组织,逮捕地方抗日工作人员,扩大伪军,普建维持会,推行伪化政策,妄图毁灭抗日根据地。同时,在冀鲁边区的国民党顽固派和投降派,也一齐蠢动,互相策应,掀起反共恶浪。冀鲁边区处于日伪顽的夹击和包围之中,形势非常严峻。

  根据冀鲁边区严峻的形势,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一一五师及时发出关于克服一切困难,坚持冀鲁边区斗争的指示。1940年3月底,周贯五在东光县高台村主持召开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联席会议,传达了山东分局、一一五师指示,号召全体干部、党员坚定斗争信心,并提出坚持边区抗战的几点意见:

  1巩固以乐陵、宁津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并逐步向外围发展,深入敌后,把敌占区变为八路军的游击区和根据地;

  2加强县大队和区中队的建设,发展武装,扩大队伍;

  3进一步加强党、团、群众组织的建设,广泛地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

  4搞好统战工作,争取开明士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参加抗日。

  总的口号是:恢复元气,振兴边区。

  由于军政委员会采取了这些措施,边区军民的情绪又高涨起来,局势也较为稳定,边区大多数县党政军群组织相继恢复健全,领导群众继续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同日伪军进行顽强斗争。

  为进一步发动群众,坚持斗争,巩固抗日根据地,中共冀鲁边区特委派留在边区的“挺纵”六支队一营协助盐山、新棣两县开展工作。5月4日夜,一营及随部队活动的盐山县抗日政府机关、县大队和边区锄奸团宿营在盐山县前堂、坊子等村。次日晨,与前堂村仅距3公里的小马家据点的日伪军闻讯扑来,先向驻坊子村的县领导机关进袭。同县领导机关驻在一起的县大队和边区锄奸团奋起迎敌,并掩护有关人员和群众向前堂村转移。敌人遂转向前堂村进攻。此时,驻在前堂村的一营早已部署了兵力,构筑了工事,严阵以待,准备迎敌。当坐着30余辆大车的敌人距阵地20米时,一营指战员一阵猛打,敌人大乱,伤亡惨重。敌人知道遇上了八路军主力,遂即向附近黑牛王、庆云等据点告急。激战中,各据点敌人陆续增援,包围了前堂村。至午后,盐山、沧县的敌人也相继赶来,敌人兵力达千余人。面对武器精良、人多势众的日伪军的猛烈进攻,一营指战员们利用有利地形,在地方武装和当地村民的协助配合下,顽强抗击,坚守阵地,打退敌人10余次进攻,给敌人以很大杀伤,但自己消耗也很大。黄昏以后,一营发挥夜战优势,用一个连的预备队猛打猛冲,借夜幕掩护,大部队突出重围,而且在路过张桃木村时,又重创了由盐山方向乘车前来增援的敌人。

  此战,一营在人员、装备均处劣势情况下,在平原地区与敌苦战10余小时,以极小牺牲,歼灭日伪军80多人,是“挺纵”主力转移后的第一个胜仗。它粉碎了日军妄图消灭八路军,摧毁抗日根据地的阴谋,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全区军民的抗日士气,巩固了边区根据地。

  (二)薛庄突围与马振华牺牲

  在“挺纵”主力转移、边区形势日趋艰苦的环境下,边区党政军群各级干部坚定信心,不怕困难,深入群众,积极贯彻落实东光高台会议精神,为振兴边区、恢复元气不懈地工作着。边区军政委员会委员、津南地委书记马振华就是其中的一位。面对敌人的凶暴,斗争的残酷,环境的恶化,他毫不畏惧,斗志旺盛地鼓励大家坚持斗争,争取胜利,领导人民群众同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1940年9月11日傍晚,马振华带领通讯员到宁津县柴胡店区薛庄村参加县、区主要领导干部紧急会议,检查工作,研究对敌斗争对策。12日拂晓,就在会议将要结束之时,被敌特侦知,柴胡店、大柳、长官、杜集、孟集、黑魏等6个据点的300多名日伪军,趁夜分3路包围了薛庄。面对突如其来的敌情,马振华当机立断,决定突围,指挥同志们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搏斗。但终因敌众我寡,力量悬殊,参加会议的人员除了区委书记李茂林、区农救会主任陈丙森脱险外,马振华和宁津县委书记张维明等11人壮烈牺牲。

  马振华是盐山县后韩村人,1905年出生,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津南特委特派员、津南工委委员、冀鲁边区工委委员兼盐山县委书记、三十一支队特务团政治主任、冀鲁边区特委民运部部长、冀鲁边区战委会主任、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委员、津南地委书记等职,领导冀鲁边区人民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为边区的创建和抗日斗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深受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戴,被尊称为“边区的抗日革命舵手,边区的抗日元勋,边区的慈母”①。①为纪念马振华烈士,由晴云作词作曲谱写的《歌唱马振华》中的歌词。马振华牺牲后,边区人民无不悲痛万分。9月15日,宁津县委在杜集区前桃刘村召开了追悼马振华、张维明大会。同日,津南地委也召开了追悼大会,周贯五、李启华参加追悼大会并讲了话。边区文救会还编印了纪念册《血仇》,记述了马振华烈士的生平事迹,谱写了《歌唱马振华》的歌曲。1940年11月,经上级批准,宁津县改为振华县①,①振华县先后属冀鲁边一专区、渤海一专区,1949年7月恢复宁津县名称。以纪念这位深受边区人民爱戴的党的忠诚战士。

  (三)边区军民坚持反“蚕食”斗争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者为恢复和确保其占领地区的治安,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作为其进攻的主要对象。他们制定“治安肃正计划”,实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特务一体的“总力战”。在军事上,实行以铁路为链、公路为环、据点为锁的“囚笼政策”,然后分割、“蚕食”和分区“扫荡”。“蚕食”政策是日军“治安强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总力战”方针的具体化。其主要方式是依托其占领的交通线和在根据地周围加修的据点碉堡、挖沟筑墙所构筑的封锁线,从抗日根据地边缘开始“蚕食”,逐渐向根据地腹地压缩推进;或以“扫荡”为先导,深入抗日根据地内建立据点,并由这些据点向外扩张。日本侵略军的“蚕食”以政治为核心,并结合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综合措施,企图以长期的、逐步的、稳扎稳打的办法,达到缩小抗日根据地、扩大其占领区的目的。

  在冀鲁边区,日伪军从1939年初就开始对边区进行“扫荡”、“蚕食”、分割封锁,到1940年初,占领了各县城镇,还在惠民县修建了军用机场。为了监视和防止共产党八路军的活动,敌人在冀鲁边区大肆修筑据点、炮楼,强迫群众挖封锁沟,把各县、区分割成若干小块,封锁交通,割断县与县之间的联系。在敌人的疯狂“蚕食”下,边区根据地不断缩小,被压缩成为两小块和沿鬲津河一狭长地带,抗日军民的活动日益困难,八路军只能化整为零,以小部队隐蔽活动。

  面对日军的大举“蚕食”,冀鲁边军民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蚕食”斗争,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除加强主力部队建设外,发展壮大地区性部队,建立和加强各县区游击队,使之能各自为战;有计划地组织反“蚕食”作战,攻袭敌人孤立或新建的据点碉堡,打击和拔除敌人“蚕食”的立足点,伏击、袭击出动之敌,打破敌人的出扰计划;在党的基础较好的村庄建立群众性的武装组织,配合八路军开展破击战,挖抗日沟,平封锁沟,炸火车,破公路,割电线,毁桥梁,破坏敌人的“蚕食”行动;在被敌人“蚕食”的地区,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以公开“合法”的形式做掩护,领导群众进行反“蚕食”斗争;积极开展日伪军工作,实行打拉相结合的政策,分化瓦解敌人。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一地委还采取不同地区分别划县的办法,把原来的老根据地划成几个中心地区县:把党的工作及群众工作基础较好的宁津县东部划为振华县(为纪念马振华而命名);把基础较好的南皮县二、三、四区和宁津县北部的长官、大柳两个区划为鬲津县(以横贯全县中心的鬲津河命名);把盐山县南部和乐陵县北部及沧县的一部划为靖远县(为纪念杨靖远而命名);把属于边沿与敌人争夺拉锯的宁津县西部划为宁津县;把尚未开辟的南皮县北部一、五、六区及沧县的一部划为新的南皮县;把盐山县北半部划为盐山县;把盐山以北新开辟的原新海设置局划为新海县。这样,虽然因敌人“蚕食”抗日老根据地,中心地区缩小了,但是抗日军民的活动面积和游击区却扩大了。由于各级党组织贯彻了“敌进我进”的方针,深入被“蚕食”地区隐蔽地恢复、开展工作,建立了不少隐蔽根据地,站稳了脚跟,领导广大抗日军民克服困难,经受考验,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同日伪军进行顽强斗争,使反“蚕食”斗争逐渐深入。

  二、发展抗战武装力量,扩大抗日根据地

  (一)边区武装力量的发展

  八路军“挺纵”主力调出边区不久,日军驻边区主力部队也调往冀中、冀南“扫荡”,减轻了对边区的军事压力,边区武装力量有了较大的发展。留在边区的“挺纵”六支队八团三营在副团长杨承德的率领下,活动在惠民、商河、济阳、临邑一带,部队很快由400人发到900人。八团一营在政委陈德的率领下,活动在新海县沿海“二十四堡”一带,部队由300人发展到700人。李宽和率津南支队、仉鸿印率六支队八团二营活动在津南各县,分别由两个连发展到4个连和200多人的手枪队。活动在鲁北地区西部的鲁北支队,在司令员兼政委杨忠、副司令员龙书金的率领下,很快扩编到3个营。运河支队在支队长李文成、支队参谋长傅继泽率领下活动在津浦路沿线,力量也有发展。1940年7月,边区回民大队在宁津县魏家庵宣告成立。回民大队刚成立时只有20余人,后转战沧县、盐山等回民聚居区,仅一个多月时间就发展到100多人。

  为了尽快发展壮大边区武装力量,边区军政委员会把发展抗日武装,扩大部队当作边区的重要任务,号召全区各级党委要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武装保卫苏维埃那样,发动群众参军参战,武装保卫边区。农、青、妇、文各级群众团体,都把扩军列为重要任务,积极动员青壮年踊跃参加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在积极补充扩大边区主力部队兵源的情况下,各级青救会自上而下建立了青年武装组织,村、乡建立了不脱产的青年抗日先锋队,区、县建立了脱产的青年排、青年连、区中队、县大队。广大青壮年把参军参战,拿起枪杆打日本、保家乡当成自己的光荣义务,积极行动起来,投身到火热的抗日斗争中,整个冀鲁边区掀起了参军参战热潮。到1940年底,边区武装力量已由“挺纵”主力转移后的1600余人恢复发展到近万人,八路军主力部队和地方抗日武装迅速发展壮大。

  (二)打击敌人,开辟扩大抗日根据地

  经过冀鲁边区党政军民的共同奋斗,边区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并接连进行了一系列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战斗,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边区抗日军民的斗志。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边区抗战出现新局面。

  1940年7月,为开辟商(河)济(阳)抗日游击区,六支队决定除掉在惠民县境一带为非作歹的国民党顽固派张德功(刘景良委任的鲁北保安司令督察总队长)部。当时,张德功趁八路军不在附近活动,率其督察总队近千人从惠民县境内赶到商河县的常、李、苏、颜(常家村、火把李村、苏家村、颜家村)四联庄胡作非为,乱抓无辜,勒索钱财。六支队参谋长杨承德率三营秘密进驻四联庄附近的崔翟庄,决定趁敌人出早操的有利战机,出其不意,突然袭击敌人。全体指战员在夜幕掩护下,凌晨4时秘密接近各自指定地点,利用苇塘作好隐蔽,包围了四联庄。待天亮敌人松松垮垮地出操时,战士们各种武器同时开火。毫无戒备的敌人乱成一团,各自逃命。战士们乘机冲上前去,打顽敌,抓俘虏,缴枪械,仅半个小时就顺利结束了战斗,张德功当场被击毙。此战毙伤敌人500余名,俘敌400余名,缴获长短枪800余支,战马100余匹,自行车40余辆,解救被抓群众30多人,而三营只牺牲了一个排长,3名战士负轻伤。四联庄战斗是一次成功的突袭战,扩大了八路军的影响,震慑了其他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同时,由于被俘人员经教育大都参加了边区部队,补充了商河县大队,对扫清游击区障碍,开辟新的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同年9月,坚持敌后抗日斗争的八路军鲁北支队在杨忠、龙书金的率领下,由陵县转移到德平县境内义渡口一带休整。为打击敌人,鼓舞人民斗志,发展和巩固抗日根据地,鲁北支队决定分两路行动,一路由龙书金带一营活动在商河县一带,另一路由杨忠带二、三营在陵县一带活动,等待时机,打击“扫荡”之敌。当获悉日军将要“扫荡”陵县徽王庄一带时,杨忠率部队进驻徽王庄,做好了随时消灭敌人的准备。第二天早晨,敌人偷袭徽王庄,哨兵及时鸣枪报警,战斗首先在二营阵地展开,鲁北支队指战员如猛虎下山,向敌群奋力冲杀。日伪军没想到在此遇上八路军主力,立时大乱,伪军溃散逃命。鲁北支队参战部队一鼓作气,把日军全部压缩在徽王庄村南的一个道沟里。最后,英勇的战士们冲上去,与日军展开了肉搏战,消灭了顽抗的残敌。此战歼灭了日军的一个小队和大部伪军,缴获了部分武器弹药,俘日军下士机枪射手小岛考其马。小岛考其马经教育转变了立场,后来担任了日本反战同盟冀鲁边区支部的支部长,为抗日战争做出了贡献。

  驻吴桥县的国民党“冀察战区第二路军”司令张国基,在国民党河北省保安司令、被称为“磨擦专家”的张荫梧指使下,不但不抗日,反而百般阻挠和破坏抗日工作,建立“第二政权”,向人民横征暴敛,强索粮款,逮捕抗日人员,袭击抗日武装,无端与八路军搞“磨擦”,不断进行挑衅,激起了全区抗日军民的强烈义愤。为了打退国民党二路军的猖狂进攻,边区军政委员会决定围歼张国基部,消除这个影响抗日的毒瘤。1940年11月20日黄昏后,按照战斗部署,鲁北支队、六支队、津南支队、运河支队分4路同时进发,于当夜11时左右将盘踞在吴桥县牟家庵、徐连九、彭庄一带的二路军团团围住。凌晨6时许,各部队发起攻击。在轻重机枪强大火力掩护下,八路军战士们排除村外障碍,越村壕,翻墙寨,向二路军发起猛烈冲锋,攻入村内。后续部队也从四面八方冲了上来。二路军见大势已去,只好乖乖投降,张国基也被生俘。这次战斗毙伤二路军800余人,俘虏张国基以下1000余人,缴获迫击炮2门、机枪数十挺、长短枪2000多支,电台一部及军用地图、机要文件等,国民党二路军被彻底消灭。12月4日,第六专署在东光县盐场吴村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审判和枪决张国基,广大群众无不欢欣鼓舞。张国基部的被歼,斩断了“磨擦专家”张荫梧伸向冀鲁边区的一只反共黑爪,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的反共气焰,并牵制了津浦铁路沿线的日军,有力地配合了华北八路军的“百团大战”。

  (三)调整行政区划,加强党政领导

  通过边区抗日军民的艰苦奋斗和共同努力,边区斗争形势很快好转,抗日武装迅速发展,鲁北形成了较大的抗日根据地。1939年5月,鲁北行政委员会成立。1940年10月,为进一步开辟鲁北,且由于鲁北地委辖区狭长,不便领导,中央北方局决定将鲁北地委撤销,分建为冀鲁边第二地委和第三地委,津南地委改称冀鲁边第一地委;鲁北行政委员会撤销,分建为冀南第七专署和冀南第八专署,原有的冀南第六专署称谓不变。

  行政区划调整后,因冀鲁边区尚未建立起统一的行政领导机构,称谓仍冠以冀南。3个地委仍由冀南区党委代管,李启华为冀南区党委驻边区代表。第一地委书记由刘青林代理,邸玉栋任组织部长,张博任宣传部长。石景芳任第六专署专员。第一地委、第六专署辖南皮、东光、鬲津、沧县、乐陵、宁津等县。杜子孚任第二地委书记,李萍任组织部长,关锋任宣传部长。孙子权任第七专署专员。第二地委、第七专署辖平原(铁路以东)、禹城(铁路以东)、齐河(铁路以北)、德县、陵县、临邑、德平、济阳等县。李广文任第三地委书记,阎世风任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由孙清野代理。朱林森任第八专署专员。第三地委、第八专署辖商河、阳信、庆云、无棣、沾化、滨县、盐山、靖远、新海等县。

  冀鲁边区第二、第三地委的建立和行政区划的调整,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权建设,从而更有力地将冀鲁边区的抗日斗争推向深入。

  (四)中共中央北方局巡视团巡察边区

  为了解决“挺纵”主力转移后冀鲁边区干部缺乏,各级领导班子不健全,难以形成有力领导核心的问题,边区军政委员会于1940年9月派李启华、辛国治、张耀曾分别代表边区党组织、军队和政府,到冀南区党委所在地南宫县,向冀南区党委汇报情况,请求支援。正率八路军总部巡视团在冀南巡视的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周桓,听了汇报后,立即给八路军总部发电,汇报了冀鲁边区的斗争情况。总部指示:冀鲁边区战略位置很重要,要坚持,要成为一个巩固、统一的抗日根据地。要求北方局和冀南区党委与军区给予大力支持。

  1940年秋,中共中央北方局派出了以张晔为团长,曹戎、郝炬(何郝炬)、李炎等组成的巡视团,到冀鲁边区巡视并帮助工作。巡视团于1941年1月初到达冀鲁边区,在乐陵县朱家寨村召开了县、营级以上党政军干部会议,传达了北方局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的各项指示:建设“三三制”政权,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吸收抗日民主人士参加政权;发动群众进行“二五”减租、分半减息运动;纠正“左”的锄奸政策;开展争取伪军工作;普遍建立民兵武装,实行民众自卫;开展边缘区工作,采取敌进我进政策等等。并分析了形势,研究部署了开展边区抗日斗争的工作。此次会议大大鼓舞了与会干部的抗日决心和信心。

  巡视团到边区后,立即开展工作,分别到各地委检查并帮助工作,还向北方局汇报了边区形势,要求派干部加强对边区的领导,并建议将冀鲁边区移交中共山东分局领导。后因工作需要,巡视团成员全部留在边区工作。

  (五)中共冀鲁边区党委成立

  中共北方局巡视团在冀鲁边区通过巡视检查指导工作,了解到边区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而且斗争环境十分残酷,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统一的直接领导3个地委的领导机关。经巡视团建议,中共北方局批准,中共冀鲁边区党委于1941年2月正式成立。初建时,党委书记暂缺,张晔任组织部长,李启华任宣传部长(主持区党委工作)。区党委辖三个地委,一地委书记暂由刘青林代理,二地委书记杜子孚,三地委书记李广文。冀南区六、七、八专署改称冀鲁边区一、二、三专署。一专署专员石景芳,二专署专员孙子权,三专署专员朱林森。1942年边区形势恶化后,为尽快扭转对敌斗争的被动局面,北方局调原冀鲁豫区党委政权工作部部长兼行署秘书长王卓如①①王卓如,河南省濮阳县人。1911年出生,曾任冀鲁边区党委书记,渤海区党委副书记,渤海区行署主任、渤海区党委书记。离休前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1991年逝世。于1942年7月到冀鲁边区任党委书记,充实和加强了边区党委。

  中共冀鲁边区党委建立后,重新归属中共山东分局,领导原由冀南区党委代管的冀鲁边第一、第二、第三地委,并直接领导盐山县委和青城县工委。刘青林(后杜子孚)任第一地委书记,邸玉栋任组织部长,张白水任宣传部长;杜子孚(后郝炬)任第二地委书记,李萍任组织部长,关锋任宣传部长;李广文任第三地委书记,阎宜生任组织部长,王钧任宣传部长;张玉梅任盐山县委书记;刘济民任青城县工委书记。

  中共冀鲁边区党委建立后,边区军政委员会领导成员进行了调整,周贯五任书记,李启华、张晔、杨忠等任委员。至7月,各分区军政委员会分会相继建立,书记由各军分区司令员或政委担任,委员由地委、专署、军分区的领导成员担任。

  1941年2月,边区部队根据一一五师命令进行整编,改编为一一五师教导第六旅,邢仁甫任旅长,周贯五任政委(因邢仁甫在山东分局党校学习,由周贯五暂代理旅长),下辖十六、十七两个团,杨承德任十六团团长,陈德任政委;龙书金任十七团团长,李恒泉任政治处主任(政委暂缺)。3月上旬,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决定成立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军区机关由教导第六旅机关兼。邢仁甫任司令员,周贯五任政委(因邢不在边区,暂由周贯五代理司令员),杨忠任政治部主任。下设3个军分区:石景芳任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杜子孚任政委;徐尚武任第二军分区司令员,郝炬任政委;杨铮侯任第三军分区司令员,李广文兼政委。

  冀鲁边区党委和军区的成立,统一了党的领导,加强了军队的领导和建设,进一步促进了边区各县党组织的建立健全和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为巩固发展边区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六)反对日军的“治安强化”斗争

  日军为了全力对付抗日军民,进入1941年后,在华北实行“治安强化运动”,将华北分为“治安区”(即敌战区)、“准治区”(即游击区)和“非治安区”(即抗日根据地)。对占领区,以“清乡”为主,实施并强化基层保甲制度,镇压一切抗日活动,扩大伪组织,加大伪军力量;掠夺、控制和禁运经济物资,掳掠和压榨劳工,加紧对人民的征敛搜刮;实行奴化教育,广泛进行思想文化上的麻醉、欺骗。对游击区,以“蚕食”为主,通过大量修筑公路网、碉堡群、封锁沟墙,制造无人区,隔断游击区和根据地的联系,并随着“蚕食”的进展,将占领区的一套做法逐步在这些地区加以推行,使之殖民化。对抗日根据地,以“扫荡”为主,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等毁灭性的“三光”政策,并进行普遍而严密的分割、封锁,使抗日根据地处于严重的困难之中。1941年3月21日至1942年10月,日军先后在冀鲁边区推行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其主要措施是:强化乡、村自卫力量,建立反共自卫团和保甲制;清查户口,颁发“良民证”;扩大伪军,实施军事、政治、经济、特务结合的“总力战”;实行以封锁沟、公路网、据点、炮楼相结合的“囚笼政策”、“铁壁合围”等,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分割、包围、清剿,妄图消灭抗日武装,摧毁抗日政权。在敌人推行“治安强化运动”的残酷形势下,冀鲁边区军民以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与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41年5月,3股日伪军合击临邑县委、县政府驻地王天赐家村。县委、县政府机关人员在转移途中被敌人围于临邑县台子刘家村,临邑县县长徐尚武在突围中负伤,县委书记刘江明、县政府秘书张明桥、财政科长马希臣壮烈牺牲。同年7月,冀鲁边二地委派出一批干部到敌占区活动,配合根据地军民反日军“治安强化运动”。其主要任务是:配合游击队组织群众挖交通沟,开展游击战争;对着据点、岗楼向日伪军喊话,宣传抗日,瓦解敌军;做好统战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抗日;组织群众破坏敌人军事设施,割电线,锯电线杆,切断敌人的通讯联络。同年9月7日,陵县抗日政府县长吴匡五率领县大队在临邑城北苏家庙子活动时被日伪军包围。经过激战,吴匡五率县大队冲出敌人包围圈,但他身负重伤,转移到平原县姜家后牺牲。为了纪念他,鼓舞人民斗志,1943年,经上级批准,陵县更名为匡五县①。匡五县,先后属冀鲁边二专区、渤海二专区,1949年6月恢复陵县名称。

  1942年1月,冀鲁边区一地委在东光县高台村召开各县主要负责人会议,地委书记杜子孚报告了国内形势,部署了反日军“治安强化”、反“扫荡”工作。主要会议精神:一、宣传教育群众,坚定胜利信念,战胜黎明前的黑暗;二、坚壁清野,锄奸反特;三、整修交通沟;四、整顿群众组织、乡村政权和武装,建立抗日家庭(堡垒户),准备隐蔽斗争;五、壮大抗日武装力量,各级领导要直接掌握武装,为主力部队输送兵源。同年春,由于连年大旱,又加上日军残酷推行“三光”政策,受灾严重的陵县、德县等地群众生活十分困难,卖儿鬻女,逃荒要饭者甚多。为此,冀鲁边区二地委积极组织救灾,一方面发动群众向当地地主借粮,一方面调集车辆,在部队的掩护下,穿越商临公路和封锁沟,从齐河、济阳向灾区陵县、德县运粮100万斤,救济受灾群众,度过难关。日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虽然给冀鲁边区的抗日斗争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但是边区党政军民团结一致,克服困难,改变斗争方式,巧妙地与敌人周旋,不断打击敌人,粉碎了日伪妄图消灭边区抗日武装,摧毁抗日政权的图谋。

  (七)开辟齐河新区

  1941年夏季以前,鲁北支队等部队主要在陵县、平禹北部和临邑北部活动。齐河县津浦铁路以北地区是敌占区,普遍建立了日伪政权,被日军称为“治安模范县”。同年7月,为贯彻执行党中央“敌进我进”的方针,扩大抗日根据地,冀鲁边区二地委决定开辟齐河、济阳新区。地委组织部长李萍带领干部崔凤山、郑春太随分区部队到达临邑四区南部,以此为落脚点,向齐河北部发展。不久,冀南七专署决定建立齐河县抗日民主政府和县大队,李聚五任县长兼县大队长。同年冬,齐河县张保屯、宣章屯顽军郑万刚、郑德轩父子在党的统战工作的感召和半年多的团结教育下,率500多士兵起义。此后,二军分区决定成立黄河支队,李聚五任支队长,郑万刚任副支队长,梁国栋任政委,郑德轩任参谋长。齐河县大队编为黄河支队一大队,刘治安任大队长;郑万刚、郑德轩父子部队编为黄河支队二大队,郑德轩任大队长。黄河支队的建立,迅速扩大了齐河北部地区抗日力量,削弱了敌伪势力,为开辟齐河新区起了很大促进作用。

  二地委坐北向南发展,开辟齐河、济阳,其战略目的是打通通往清河的交通线。经过半年的努力,开辟工作取得很大进展。为巩固齐河的新开辟地区,进一步向济阳发展,1942年初,冀鲁边二军分区部队奉命由齐河向济阳开辟。国民党山东保安第七旅旅长赵芙亭盘踞在济阳三区一带,搜捕、残害八路军侦察员和地方干部,袭击县、区抗日政府,阻击八路军东进。八路军教导六旅十七团政委曾旭清派李聚五去与赵芙亭谈判,劝其停止反共活动,释放八路军侦察人员,共同抗日。赵芙亭非但不听劝告,反将八路军3名侦察员杀害,气焰十分嚣张。同年2月15日(旧历年三十)晚,曾旭清指挥十七团两个营和黄河支队一大队,以闪电战术突袭赵部驻地,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半个小时结束战斗,毙伤敌人150多人,缴获武器弹药500余件。赵芙亭带残部逃到济阳、齐河边境继续作恶。3月29日,教导六旅十七团和黄河支队一大队发起大、小岱家村战斗。此役击毙伪旅长赵芙亭,打死打伤敌人500余人,俘200余人,缴获长短枪700余支、轻机枪3挺、战马40余匹及大宗物资。赵芙亭旅被消灭后,齐河抗日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并向济阳发展。不久,中共齐河(铁路北)县委在七区三赵村成立,冀鲁边二地委组织部长李萍兼任县委书记,郭毅任组织部长。此后,济阳县抗日民主政府和中共齐济工委先后建立。同年12月,为进一步开辟新区工作,冀鲁边二地委派工作组到济阳二区、五区一带,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发展党员,组织武装力量。与此同时,二地委在济阳县四区吕家河崖、盛家建立交通三总站,主要任务是护送领导干部,传送秘密文件。

  三、打通与清河区的联系

  (一)打通两区联系的意义

  冀鲁边区和清河区,是抗日战争初期共产党在山东北部和东北部建立的两个抗日根据地。两区之间是惠民、阳信等七八个县的日伪顽占领区。根据冀鲁边区东临渤海,南面是济南,北面是天津,西靠津浦铁路、大运河,且均有敌人重兵屯守的情况,要使边区与津浦路西的冀中区、冀南区、鲁西区等根据地从战略上打成一片,显然是不可能的,只有向东南开辟黄河西北岸的鲁北东部游击区,与黄河以南的清河区抗日根据地打成一片,才是边区根据地唯一可行的发展方向。而清河区根据地也因其南靠胶济铁路,东为昌潍地区,西是济南的地理环境和敌我斗争态势所决定,只有向黄河以北的冀鲁边区方向发展才是正确的。两区打成一片,不但可以互相支援,互相策应,使机动余地更大,还可使冀鲁边区经清河区往南穿过鲁中区,与在鲁南区的山东分局、一一五师师部经常取得联系,所以打通两区联系,在战略上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为此,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纵队在1939年5月就指示清河区党组织集中山纵三支队主力向邹平、齐东方向发展,争取打通与冀鲁边区的联系。同年7月6日,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政委朱瑞又电告挺进冀鲁边区的肖华:“……你处应即拟定具体规划向鲁北发展……以便与胶济铁路以北打成一片……山纵三支巩固邹长地区后,拟以一部向北开去,与你处打通。”1940年2月29日,山东分局、八路军第一纵队决定:“……第三支队中心任务是开展清河地区,主要方向向北与肖纵打通……肖纵一部向旧黄河发展,与三支队连接。”1941年春,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再次指示两区党委向对方方向发展,以打通两区联系。由此可见,山东分局对此是十分重视的,早把打通两区联系作为既定的战略目标。为了贯彻上级指示,打通两区之间的联系并使两区连成一片,冀鲁边区和清河区的党组织和军队,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二)两区建立通讯联系

  根据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关于开辟鲁北、打通与清河区联系的指示,冀鲁边区主力部队准备南下,但黄河两岸都有重兵封锁,且有国民党鲁北保安司令刘景良所部数股顽军据守这一带,打通与清河区的联系困难很大。边区领导决定先派人去联系,并以教导六旅的名义给驻清河区的八路军山东纵队三旅写了一封信,要第二分区领导派一个可靠的秘密交通员,将信送过黄河,交给山东纵队三旅副旅长杨国夫。这是一个非常艰巨危险的任务,要穿过惠民等好几个县的敌占区,步行数百里,经过黄河等几十处关卡,艰难险阻,困难重重,万一被敌人查住,牺牲性命不说,党的战略机密就会泄露。事关重大,举足轻重,第二分区领导同志经过再三斟酌,将这一艰巨重要任务交给了长期在黄河沿岸活动,熟悉地形、敌情的商河县地下党负责人、小学教员王壮基。

  王壮基接受任务后,深知责任重大,将密信藏在棉袄的棉絮里,化装成商人,多次巧妙地躲过伪顽军的盘查,经过惠民、滨县过了黄河,于1940年10月在清河区的广饶县北部找到了清河区部队和清河区党委机关。杨国夫、景晓村、刘其人等清河区领导人热情接待了王壮基,向他详细了解了冀鲁边区的情况,并给冀鲁边区党委写了复信。冀鲁边党委领导得知清河区也接到了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要求他们跨过小清河,开辟黄河东南岸地区的指示,但因这一带敌情严重,进行开辟工作有一定的困难,希望两区加强联系,密切配合,共同完成这一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经过研究,边区党委决定派王壮基再渡黄河,把边区的电报密码送到清河区,以便沟通两区的空中通讯联络。

  一个月后,边区收到了清河区发来的第一份电报。两区空中联络终于沟通。但是王壮基返回边区途中,在黄河岸边哨卡被敌人发现,并被击中腿部负伤。为了不泄露清河区党委第二封复信的机密,在口干舌燥、嚼咽密信不下,黄土冻硬、刨坑埋信不能的危急情况下,他忍着巨痛将密信狠劲塞进腿上的伤口深处,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掩护了党的重要机密。他被捕后连续遭受了敌人两天两夜的严刑审讯,四肢全被打断,但他守口如瓶,一字不吐,最后从容就义。王壮基烈士为了打通两区的联系,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为抗日战争做出重要贡献。

  (三)打通与清河区联系的军事行动

  冀鲁边区、清河区建立了经常的通讯联络以后,彼此配合行动,使两个根据地逐渐接近。为打通两区联系,冀鲁边区连续组织了4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1941年2月19日,冀鲁边区派教导六旅十六团政委陈德率所部2000余人,首次南下,向黄河进军。当部队进至距黄河尚远的德平县孔家镇、徐家村一带时,就已被敌人所侦知。日伪军出动步兵3000余人,骑兵300余人,汽车50辆,坦克3辆,将十六团包围。十六团指战员沉着应战,顽强反击,与敌人激战。鉴于当时不利于持久抗击,在黄昏时突出敌人包围,退回根据地,部队尚没有受到大的损失。首次南下未果。

  第一次南下受挫后,同年3月初,冀鲁边区又组织了第二次进军。3月3日夜,区党委和教导六旅带十六、十七团及旅直特务营近5000人到达徒骇河北岸。在商河县的兴隆镇一带驻扎后,得到敌人正纠集兵力准备向此地进攻的情报,马上召集团以上干部开会研究,紧急磋商,认为这一带是新区,群众基础比较薄弱,如不打就走,会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不利于在敌占区开展群众工作,决定就地迎敌,以扩大八路军的影响,并进行了战斗部署。当天,各部队按照部署,沿徒骇河北岸摆开了长约20华里的长蛇阵,利用村寨、河堤抢修工事,准备迎击敌人。

  这次徒骇河战斗,敌人调集了约2万多人,卡车80余辆、炮10余门、坦克数辆。在数倍于我的敌人面前,边区部队指战员浴血奋战,打垮了敌人10余次疯狂进攻,毙伤敌五六百,沉重打击了敌人,自已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当时,敌人报纸记载:“此次皇军受挫甚重,阵亡300余人……”虽然这次东渡黄河又未成功,但此次战斗产生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它扩大了八路军的政治影响,考验了主力转移后边区后续部队的力量,对盘踞在这一带的顽军刘景良、薛儒华、李光明等部震动很大,使他们又一次看到了八路军的实力和战斗力,在一段时间内不敢轻举妄动。更要的是,这一仗极大地鼓舞了徒骇河两岸的广大群众,为以后鲁北东部根据地的开辟打下了基础。

  徒骇河战斗引起了日军的警觉,他们抽调了大批伪军进驻黄河沿岸的据点、岗楼,并组织了几支机动部队常驻黄河岸边,加强对黄河的戒备,给八路军再次东进造成更大的困难。在此情况下,边区党委和军区一面坚持边区抗日斗争,开展工作,一面寻找新的东进机会。

  7月初,一一五师为进一步加强冀鲁边区的领导,任命黄骅担任教导六旅副旅长兼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并通知冀鲁边区准备接应。黄骅是湖北省阳新县人,1911年出生,1926年年仅15岁就参加了革命,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红军,经历了无数次战斗的锻炼,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很快成为一名优秀的红军指挥员。抗战初期,他被调到山西,任晋西南游击支队支队长、晋西南边区党委军事部长兼一一五师晋西支队(又称“决死队”)副支队长,后转战鲁西,任鲁西军区副司令员兼三分区司令员。这次一一五师调他到冀鲁边区工作,他穿过鲁中先到了清河区。周贯五先派杨忠、龙书金带十七团去接应,但因敌人在黄河两岸封锁严密,十七团两次在济阳附近渡河均未成功。为了迷惑敌人,周贯五派少数部队留下佯装偷渡,吸引敌人,大部队则悄悄东进,在惠民境内寻找渡河机会。

  7月上旬,周贯五、杨忠、龙书金率领十七团以及旅特务营,赶到了敌人封锁较松且因黄河枯水时节可以徒涉的黄河北岸老君堂村(地处惠民、滨县交界),在向导的带领下,仅用半个小时,顺利淌过黄河,于傍晚时分到达了清河根据地的清西军分区境内,与分区政委李曼村等会合。后又东进至博兴县北部的中共清河区党委驻地,与清河区领导人景晓村、李人凤、刘其人会合。第一次接触的两兄弟根据地的领导人心情既激动又倍感亲切,互相交谈了冀鲁边区和清河区这两块抗日根据地的诞生、坚持和发展情况,进一步讨论了在黄河沿岸开辟游击根据地,将两区连成一片的设想,商定了今后打通两区联系的具体步骤:第一步,在黄河两岸继续发动群众,逐步建立党的组织、群众团体及各级抗日政权,使敌占区逐步发展成八路军的游击区和根据地;第二步,选择适当时机组织一次两区部队的联合行动,沿海边打开一条连接两区的通道。

  两天后,黄骅和同他一起从鲁南来的一批干部,从寿光县赶到了清西,与周贯五所率的冀鲁边接应部队会合,并于第二天中午告别了清河区的党政军领导,带领部队沿原路返回黄河西北岸,随周贯五和旅特务营转回宁(津)乐(陵)边一带,与边区党委、行政公署和军区机关会合。

  这次黄河初渡,是冀鲁边区与清河区第一次接通陆路联系。但这次接通联系是没有根据地依托的偶然相会,更重要的联系还在以后。

  冀鲁边区领导从清河区返回后,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趁青纱帐起来之际,第三次组织东进,并拟定了分兵两路、双拳出击的作战方案:由旅政治部主任杨忠、十七团团长龙书金、政委曾旭清带领旅政治部机关和十七团一、三两营为第一路,从惠民县的淄角、夹河两村之间穿过,向黄河沿岸老君堂一带挺进;由十六团团长杨承德和政委陈德率十六团为第二路,从无棣县小山出发,攻克魏家庄顽军据点,跨过桃儿河,同山东纵队第三旅在黄河入海口以西的垦区会师,聚歼垦区顽军,以实现在渤海湾沿岸建立一条连接冀鲁边区和清河区的通道。

  7月24日,杨忠率第一路部队千余人首先向东挺进,开始了第三次南下。这次南下接受了前两次的经验教训,采取了以武力作掩护,大力开展宣传工作,深入各村发动群众,帮助建立地下党组织、民主政权和抗日自卫队,以建立游击区的群众基础,使这块新开辟的游击区不断向黄河岸边延伸。

  9月3日,部队到达徒骇河畔的惠民县夹河村、陈牛庄一带驻扎。此地已是敌占区腹地,东面不远就是黄河,再前进一步胜利打通两区联系即可实现。但敌人已侦知了八路军的动向,纠集了惠民、周村等地日伪军2000余人尾随而来,在青纱帐掩护下,于4日中午悄悄包围了夹河村、陈牛庄,并突然发起猛烈袭击。驻夹河村的杨忠、龙书金当机立断,命令部队紧急集合向北突围。当冲到一片豆地时,早在此埋伏的敌人又封住了部队突围的道路。十七团战士被敌人强大火力压得趴在豆垅里无法还击,不少战士牺牲。此时占领夹河村的敌人也从背后、侧翼压过来。敌情严重,情况危急。杨忠正要下令强攻,突然从豆地里跳起一个抱着机枪的日本兵,“叽哩哇啦”地向着敌人阵地吼叫了一通。原来这正是陵县徽王庄战斗中被俘,后担任“日本反战同盟冀鲁边支部”支部长的日本机枪射手小岛。他趁日军惊奇楞神、火力减弱的机会,端着机枪一阵猛扫,打哑了敌人的机枪。借此时机,部队迅速冲入敌群,展开了白刃格斗,杀出一条血路,突出包围,直奔陈牛庄。突围中,团长龙书金、政治部宣传科长辛国治身负重伤。

  在夹河战斗打响的同时,陈牛庄也遭到了敌人的袭击。曾旭清一面派通讯员给杨忠送信,一面带三营边打边向西撤去。不幸的是,通讯员未把信送到就半途牺牲了,所以杨忠并不知道三营已撤出陈牛庄。当他带部队赶到陈牛庄附近时,发现村子已被敌人占领,遂立即转变方向,带部队向西南突去;负伤落在后面的龙书金、辛国治见前面部队的行动发生变化,意识到了意外,边向敌人射击,边向西北冲去。

  杨忠带着部队离开陈牛庄,冲过周家、李家村时,又遭到敌人的机枪、小炮阻拦。英勇顽强的十七团指战员在杨忠指挥下,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经过激烈拼杀,就在部队将要冲出险境时,一颗炮弹在杨忠身边爆炸,战马当场被炸死,杨忠身负重伤。为了不拖累战士们,他一声不吭,挣扎着爬向一片豆子地,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夹河一战,是极其悲壮和惨烈的。部队虽然冲出了敌人的包围,杀伤敌人400多人,但同时也遭受了严重损失,旅政治部主任杨忠、总支书记陈天冲、敌工科长杜杰、反战同盟成员朝鲜同志徐文进及近百名指战员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大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龙书金、辛国治等负伤。几天后,边区在宁(津)乐(陵)边为杨忠等召开了追悼会。后为纪念杨忠烈士,在杨忠带部队开辟的游击区——商河、济阳、惠民3县交界处设立杨忠县。

  总结为打通与清河区联系三次南下未成功的原因,主要是正面敌人兵力雄厚,不易突破,而且打的都是被动的硬仗。但是,这几次南下行动,却展示了边区武装坚强的战斗力、坚决抗日的决心,表现了共产党人为国为民、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给鲁北群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为了尽快打通与清河区的联系,冀鲁边和清河两军区决定进行一次联合军事行动,并接受以往教训,各派部队从敌人统治薄弱的沿海地带相向发展,在沾化县境内垦区会合。1941年9月22日,冀鲁边军区十六团在杨承德、陈德率领下,踏上了第四次南下的征程。当天,部队进至无棣县北部的小山一带。这一地区临近渤海,水土咸苦,日伪虽不常来,但顽军保安第六旅张子良部却在位于小山正南10公里、鬲津河北岸的魏家庄安设了据点,驻扎着一个营,明碉暗堡,地道暗洞,围墙坚固,防守甚严,是阻拦冀鲁边区部队南下的一大障碍。杨承德、陈德等团领导认真分析了魏家庄的实际敌情,决定夜袭魏家庄,搬掉这块拦路石。

  担任主攻的一营接到任务后,趁夜悄悄赶到魏家庄,按预定方案展开队形,包围了据点,用软梯爬上了据点围墙,很快占领了围墙上的碉堡,后继部队随后跟进,杀进村去。顽军营长见势不妙,从暗道逃走,大部士兵无力抵抗,只得举手投降。战斗很快结束,共毙伤俘顽军300余人,缴获机枪3挺,步枪300余支,扫清了部队南下障碍。

  张子良闻讯魏家庄据点被端,大为恼火,在盐山、沧县两地伪军配合下,带兵进犯小山村。驻天津的日军也出动9架飞机对小山疯狂进行低空轰炸。十六团主力部队立即分头迎敌,并和无棣、盐山、沧县地方抗日武装密切配合,很快击垮了向小山进犯的张子良部和盐山、沧县两地之敌。面对被敌机炸死炸伤的部队战士和无辜群众的惨景,满腔怒火的指战员们,不顾危险,爬上小山村边的土山顶,架起机枪,将仇恨的弹雨射向施暴的敌机。在强大火力打击下,敌机的嚣张劲头消失了,纷纷爬高,溜回天津。此战,130多名群众被敌机炸死,十六团战士们也有伤亡。战后,十六团奉命在小山进行了短暂的休整。

  (四)胜利实现与清河区的联系

  小山战斗之后,十六团沿着侦察队制定的安全行军路线,快速向东疾进,经过帝赐街、杨家庄子、石桥等村,连夜急行军90公里,于天亮前赶到了桃儿河边,在烟袋沟过河进入垦区。

  就在教导六旅十六团南下同时,清河军区调集了山纵三旅的主力部队,在政委刘其人、副旅长杨国夫的率领下,向北挺进,首先跨过黄河,严惩了决心与共产党、八路军为敌的国民党鲁北行署主任何思源部顽军,直捣何思源部老巢义和庄。义和庄解放后,三旅派一部西进,接应冀鲁边区部队。

  渡过桃儿河的教导六旅十六团进入垦区不久,便和前来接应的山纵三旅七团一部会合,并与三旅在沾化县东部的老鸹嘴一带胜利会师。至此,打通冀鲁边区和清河区联系的重大战略部署胜利实现,两区从此紧紧联系在一起,掀开了冀鲁边区和清河区抗日斗争的新篇章。

  四、 冀鲁边区回民救国总会和回民支队的建立

  (一)冀鲁边区回民救国总会的建立

  1937年冬,回族汉奸刘佩忱,被日伪军委任为伪“自治联军”副司令,率部开进冀鲁边区,秉承日军“以回治回”旨意,在津南、鲁北的广大回族地区,成立伪“回教联合会”,对沧县东南部回族聚居地区和边区各地回族村落进行严密控制,并利用清真寺这个宗教讲坛,向回族群众大肆鼓吹“中日亲善”、“中日共荣”、“回回争教不争国”,反对抗日救国,搞亲日活动,盅惑、强迫回族青年参加“皇协军”。针对日军利用刘佩忱搞“以回治回”的罪恶阴谋,冀鲁边区党组织决定成立冀鲁边区回民抗日救国总会和回民抗日大队,同刘佩忱的伪“回联会”和“自治联军”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冀鲁边区是回汉族群众聚居的地方。1938年冬,八路军“挺纵”政治部主任符竹庭找到地方回族干部冯景恩,座谈了解冀鲁边区回族历史和分布情况,准备建立边区回教抗日救国总会;拟定冯景恩、刘子芳、王连芳、杨振广、李玉池、韩凤仪、杨寿荣、杨德然、刘喜三、王俊峰等10名回族军政干部为发起人。之后,符竹庭与政治部宣传部长姜思毅主持召开了发起人会议,宣布成立冀鲁边区回教抗日救国总会,冯景恩任总会主任,其他人任委员。会后发表了回教抗日宣言《告全体回教书》,宣传回教只有抗日救国才有家,只有保住家才有教,只有打败日本侵略者,才能保住家保住教;号召回族群众在共产党八路军领导下坚决抗日,打败日本侵略者,明确指出抗日救国是回族人民的唯一出路。总会成立后,冯景恩暗带《告全体回教书》,遍访沧县、盐山、庆云、乐陵、无棣等县42个主要回族聚居村镇,进清真寺组织阿訇等回族上层人士座谈,召开回族群众大会,宣传抗日救国革命道理。1939年初,当冯景恩转到无棣三区活动时,被国民党顽军张子良部逮捕入狱。因当时回教抗日救国总会未安排其他专职人员接替冯景恩的工作,总会活动随即停止。

  随着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沧县县长丁润生同津南支队第六大队长兼沧县六区区长刘震寰曾多次讨论建立回族武装问题。1940年春,丁润生在一专署会议上提出成立冀鲁边区回族抗日团体和回族武装的建议,并向边区党组织做了正式报告。同年春夏之交,冀中回民支队派丁溪野和曹奎阿訇到边区联系,他们向各级干部战士介绍了冀中回建会和回民支队成立经过及工作、战斗情况,回答了当时大家都很关心的有关问题,受到了边区广大回汉干部战士及群众的欢迎,也引起边区党组织的重视,遂决定成立冀鲁边区回民抗日救国总会和回民抗日大队,并调王连芳、刘震寰、刘喜三等与丁溪野、曹奎共同进行筹建工作。1940年7月20日,边区回民抗日救国总会在宁津县魏家庵宣告成立。王连芳任总会主任,冯景恩任组织部长,丁溪野任宣传部长,刘震寰任武装部长兼敌工部长,李玉池任青年部长,曹奎任教事务部长,刘喜三任生活改善部长,刘树仁任秘书长。总会下设4个分会:沧县、南皮、东光、宁津一带为一分会,张英达任主任;青县、新海、天津南部一带为二分会,丁溪野兼任主任;盐山、乐陵、庆云、无棣、阳信一带为三分会,刘愚农(原名韩同轩)任主任;鲁北的德平、齐河、陵县、商河、临邑、济阳、德州一带为四分会,李玉池兼任主任。

  总会各部门迅速开展工作,并建立了一些下属机构。如宣传部建立了回民抗日出版社(简称回抗社)和天方剧团、伊光剧团;敌工部建立了伊兴情报秘密交通联络总站,下设8个分站。

  边区回救总会成立后,以沧县东南的石桥、堤东一带为根据地,隐蔽活动于渤海沿岸的回族聚居地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开展抗日工作,发动广大回族人民投入抗日救国伟大斗争;帮助回族人民发展生产,组织运输队,改善生活,提高政治地位;动员回族青年参军参战,抗日救国,做好拥军优属工作;教育、团结和争取各阶层爱国人士共同抗日,加强敌工工作,分化瓦解敌军,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总会先后举办4期回族干部训练班,培训根据地基层回族干部200多名,为各级领导机关和部队输送了一大批有生力量。回救总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了大量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回民支队的建立和发展

  在冀鲁边区回救会成立的同时,边区回民抗日大队宣告成立,刘震寰任大队长,王连芳任政委。大队由冀南军区第六军分区代管。其主要任务是:(一)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发动广大回汉族青年参加抗日斗争;(二)积极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巩固抗日根据地;(三)消灭敌人壮大自己,发展抗日武装;(四)团结爱国人士,分化瓦解日伪军,建立巩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决消灭日本侵略者。

  回民大队成立后,立即向沧、盐等回民聚居区进军,经宣传动员,广大回族青年踊跃参军,仅一个多月大队就由初建时的20来人发展到100多人。为进一步扩大影响,回民大队于8月1日,在沧县的新县镇(今属孟村回族自治县)清真寺大殿前,召开了由12个回民村庄和附近汉民村庄数千名回汉群众参加的庆祝成立大会,由王连芳宣告边区回民救国总会、边区回民抗日大队成立,并和刘震寰分别向群众宣讲了救国总会和回民大队的宗旨和主要战斗任务,使与会回汉群众受到很大鼓舞,当场就有很多人要求参加回民大队。仅谭庄一个30户人家的小村子,就有20多人参军。

  边区回民大队刚成立时,面临的形势是十分复杂的。由于不少回族群众受刘佩忱反动宣传影响,对共产党的政策不了解,怕接近抗日同志受到迫害;抗日政权还没有普遍建立起来,大部分乡村政权仍由旧人员掌握,一些宗教上层人士对抗日持怀疑观望态度;广大群众在日军铁蹄践踏下,生活非常艰难,有的人为生活所迫铤而走险,当了土匪,有的人误入歧途当了伪军。针对这种情况,回民大队制定计划,全面开展工作:动员全体干部战士,划分若干小组深入群众,广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八路军的性质、任务以及成立回民大队的意义;发扬八路军优良传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维护群众利益,帮助群众解决困难;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利用各种机会打击敌人,充实壮大自己,扩大回民大队影响,广泛开展统战工作,团结争取开明士绅和宗教上层;根据不同对象,展开政治攻势,争取土匪、争取伪军中动摇者,开展伪军家属的工作。

  在党的正确领导和群众帮助支援下,回民大队不断发展壮大,不少汉族青年也踊跃参军,队伍很快发展到四五百人。为适应形势的需要,1941年9月,冀鲁边军区决定回民大队升级扩建为边区回民支队,直属军区领导,刘震寰任支队长,王连芳任政委,王立朝任参谋主任。支队下辖4个大队和1个手枪队。

  由于部队人数急剧增加,回汉战士共同战斗生活,迫切需要加强支队的领导。因此,军区调派津南支队参谋长、老红军何仕兴(汉族)任回民支队参谋长,派刘济民(汉族)任支队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此后,军区又派李子华到支队任政治处副主任,并选派一批得力干部到支队任大队长、政委、政治指导员、中队长、文化教员等职,从而加强了部队的各级领导力量。

  为了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1942年3月,回民支队建立了中共党支部,由刘济民任支部书记,并在各大队注意培养发展共产党员,建立了党小组。1943年春,为了便于领导,对各大队政工干部统一了称谓,所有大队政治指导员都称政委。同年七八月间,支队建立了中共总支委员会,刘济民任总支书记,刘震寰任总支副书记。各大队都建立了党支部,大队政委任支部书记,形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确保了党在回民支队的领导地位,充分发挥了党的战斗堡垒作用。

  为尽快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和战斗力,回民支队除相继建立了政治处、参谋处,利用战斗空隙进行政治教育、军事技术训练外,还组建了教导队,专门培训班、排基层干部。并且在各大队建立了民运群众工作组,负责部队的群众纪律检查工作。支队领导和党员、干部,严于律已,以身作则,带头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维护群众利益,搞好群众关系,深受广大回汉群众的拥戴。

  1942年下半年冀鲁边区形势恶化后,为了更好地适应对敌斗争形势,回民支队于1943年三四月间再次进行整编,在第一、四大队和支队部各抽调部分人员,重新组建了第二大队,石甦任大队长,韩景正任指导员。为便于小部队活动,各大队人员均不过百人,取消了中队建制,改设四五个小队,每个小队由十几人组成,除设正、副小队长外,还设一名政治工作人员,简称政工员。这样,支队化整为零,脱下军装换上便装,平时分散活动,战时集中,机动灵活,寻找战机,打击敌人。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广大回汉群众的大力支持下,根据平原作战的特点和敌强我弱的形势,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声东击西,出其不意,进行了奇袭旧城据点、智取姚庄、韩庄伏击战、赵高庄子歼敌、巧拔苏基据点、花寨阻击战、解放齐家务、浮河三捷等战斗,打了许多漂亮仗,重创了敌人,鼓舞了群众,受到了军区多次通令嘉奖。

  经过抗日战争的战斗洗礼和血与火的锤炼,回民支队迅速发展、成长、壮大起来,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这支初建时人数很少、装备极差的队伍已发展到近2000人,装备得到根本改善,成为一支强大的人民武装。回民支队5年中共进行较大战斗100多次,攻克敌人据点40多处,歼灭日伪军2300多人。1945年10月,回民支队奉命挺进东北,以新的战斗姿态,投入到伟大的解放战争中去。

  五、加强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文化、教育建设

  (一)经济建设

  加强经济建设,以保障抗日军队和民主政府的物质供应,支持长期抗战,是根据地建设的基本任务。为此,冀鲁边区抗日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大力开展了经济建设工作。

  1实行合理负担,发展农业生产。为了抗战的需要,边区各级政府鼓励农民把地种好,多产粮棉,保证抗日军民吃穿供应。发动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组织群众以拨工、插犋合伙为基础开展劳动互助,发放农业生产货款和经济建设货款帮助群众春耕,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粮食产量。并在全区普遍实行合理负担,征收田赋公粮时注意豁免贫困户。1943年2月,冀鲁边区为发展生产与扩大再生产,充分保证抗战供应,坚持边区抗战最后胜利,又颁布了《新合理负担暂行条例》,对合理负担作了新的规定,实行了统一累进税,使负担统一公平合理,进一步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增强了各阶层人士团结抗战、共同对敌的力量。

  为了加强财政管理,1943年7月,边区战时行政委员会制定了《关于统一村财政及减轻人民负担的决定》,采用设立财经委员会与粮秣委员会、清理村财政收支、执行概算决算制度、严禁向群众私自摊派等措施,整理了村财政,纠正了村财政混乱现象,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2贯彻减租减息,改善群众生活。减租减息是党在抗日根据地推行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的一项基本内容,也是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基本土地政策。为了团结广大群众共同抗日,调动其建设根据地的积极性,1942年冬和1943年春,冀鲁边区根据地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实行“二五减租,分半减息”,雇工增资,大大减轻了地主富农对贫雇农的剥削,改善了人民生活。减租减息运动开展以后,党和抗日政府又根据群众进一步提出的反对恶霸、反对封建势力当权的政治要求,把减租减息与民主反霸和改造村政权结合起来,进一步提高了广大农民的抗战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发展巩固了党政军群组织,使根据地发生了很大变化,为抗战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

  3加强金融管理,开展对敌货币斗争。为自力更生地发展根据地经济,打击日伪经济掠夺,根据上级指示,1941年6月,冀鲁边区北海银行在乐陵县大桑树村一带成立,张耀曾任行长。下设材料、鉴定、总务、印刷、会计、通讯运输等股,并建立印钞厂,发行北海币,打击伪钞。1942年8月日伪军大“扫荡”后,为坚持边区抗战,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区党委决定边区北海银行转移到盐山县献庄、马厂(现属海兴县)一带,继续发行货币,同日伪乱发伪钞作斗争。1943年4月,边区战时行政委员会又发出《关于整顿金融发行北海钞票建立本位币推挤法币打击伪钞肃清土什钞稳定物价安定民生的指示》,整顿了金融市场,发展了生产贸易,争夺了物资,稳定了物价,保证了军需民用,巩固了经济阵地。

  (二)文化教育建设

  冀鲁边区在加强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同时,也注重了文化教育建设,并把它作为进行抗日战争和建设根据地的重要战线之一。

  抗战爆发后,为唤起和团结教育广大民众抗日,各地党组织广泛开展抗战教育,采取了各种措施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提高觉悟,反对敌人的奴化教育,并且注重加强新闻出版工作,使之成为党的喉舌,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和斗争方针,把党的声音传送到广大民众之中,成为宣传、教育、组织民众共同抗日、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1938年八路军“挺纵”到达边区后,由纵队司令部创办了刊物《烽火》,后改由冀鲁边区特委宣传部主办,一周一期,铅印,十六开本。10月,刊物改为报纸,定名《烽火报》,总编辑为傅国光(后为张镛)。报社成立后,规模逐渐扩大,人员遂渐增多,下设编辑、通联、发行、总务等科室和印刷厂,先后在宁(津)乐(陵)边界、盐(山)庆(云)边界一带活动,除印发党的报纸,还印发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马列主义初步》两本书。1942年斗争环境恶劣后,报社人员一边反“扫荡”,一边隐蔽在地洞中或沿海地带坚持办报。印刷机被敌人破坏后,就用仅有的油印机坚持出版。1942年12月,边区党委和军区党委决定,《烽火报》和军区政治部主办的《前进报》合并,成立《冀鲁日报》社,由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于寄愚任社长,戴夫、张镛任正、副主编。报纸石印八开,五天一期。在艰苦条件下,《冀鲁日报》社克服困难,坚持工作,及时把党中央声音传达给边区军民。1944年1月冀鲁边区、清河区合并成立渤海区后,《冀鲁日报》停刊。

  1938年10月,冀鲁边区成立了抗日文化教育救国总会(简称文救总会),并创办了《战地动员》等刊物。1940年1月,冀鲁边区文救总会改为冀南文化界救国总会第六分会,吕器任主任兼文教部长,张镛任组织部长,傅国光任出版部长。后又创办了《燎原文艺》月刊,并建立了印刷所,印刷了《新民主主义论》等书。1940年7月,冀鲁边区回民救国总会建立后,又成立了回民抗日出版社,韩道仁任社长,出版《正道周报》(油印三十开)和《正道杂志》。后《正道周报》改为《伊斯兰报》,直至1949年停刊。

  另外,边区的地方报纸还有:1938年10月中共冀鲁边区工委创办的油印小报《血花》,1939年2月中共宁津县委创办的《胜利报》,1940年初沧县青年救国会创办的《曙光报》。八路军部队创办的报纸有:1938年八路军“挺纵”办的油印小报《抗日烽火》报,冀鲁边区第一军分区办的油印小报《战地》报。正是由于广大文化工作者的艰苦努力、辛勤工作,边区的抗战政治动员及宣传才得以普遍深入开展,也正是这些革命报刊,为边区军民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鼓舞着广大抗日军民坚持斗争直至胜利。

  在开展文化教育方面,边区党委、战时行政委员会也做了大量工作,着重抓了干部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为了提高干部素质,加强干部教育和培训,仅1941年至1942年两年中,全边区就培养训练了区以上干部290人,为抗战培养了大批人才。在抓学校教育方面,边区根据地内大多数村庄建立了抗日小学,编辑新的教材,改进旧的教育内容,采取多种形式坚持办教育。如有的实行“导生制”教学方法,即一班编为几组,教师先给组长上课,组长再回本组给同学们上课;有的则实行两套课本,采取两面方式,敌人来了学《三字经》等老书,敌人走了再学抗日教材。虽然敌人不断破坏,环境也常有变化,但小学教育却顽强地在对敌斗争中发展起来。据1942年统计,边区小学达260所,教员500人,学生6200人,比历年都有所增加。社会教育,主要采取冬学、民校、识字班、识字牌等形式,动员男女青壮年参加夜校、午校学习,一面接受抗战教育,一面进行扫盲,使广大农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政治素质明显提高。

  总之,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通过加强各项建设,在思想、组织、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得到全面发展,从而更加巩固坚强,为边区军民战胜严重困难,打败日本侵略者,夺取抗日战争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节 六九“扫荡”后边区的形势与斗争方针

  一、日趋恶化的边区抗日斗争形势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给中国抗战以重大影响。一方面,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扩大,中国与同盟国军事联合的正式形成,为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日本侵略者为应付太平洋战争,急于结束中日战争,进一步对中国施加政治军事压力,加之国民党顽固派加重对共产党和人民抗日力量的迫害,都给中国抗战尤其是敌后抗战带来更大的困难。日军为了掠夺战争物资,支援太平洋战争,急于变华北地区为其进行大东亚战争的后方兵站基地,将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变为其确保的“治安区”,共产党和抗日根据地人民武装,作为其主要的进攻对象,企图在一定期限内通过反复组织军事“扫荡”加以消灭。“扫荡”战术则由以往的短促突击式进攻转为长期“清剿”、“驻剿”,由分散小股兵力的“扫荡”转为集中优势兵力的“扫荡”,由长驱直入的进攻转为步步为营的纵深“扫荡”,对抗日根据地实行毁灭性的打击政策。

  1942年5月1日,日军出动兵力5万之众,在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直接指挥下,对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空前规模的毁灭性大“扫荡”,之后又调集重兵“扫荡”冀鲁边区。5月26日,日军师团长滕井中将坐镇德州,亲自策划和指挥这次大“扫荡”。6月9日,日军独立第五混成旅团、第七混成旅团、第三十三师团、第二十七师团各一部共2万多兵力,分别从德州、连镇、泊镇铁路沿线出发,另有驻沧日军联队长长谷川部从沧州出发,配以大批伪军,从南、北两线向东推进,开始了对冀鲁边区的疯狂大“扫荡”。

  为夺取反“扫荡”的胜利,边区党委一面按照上级命令接应冀中突围出来的部队,一面加紧做好边区反“扫荡”的准备工作。边区一、二地委分别召开了县以上党政干部会议,传达上级指示,研究粉碎敌人“扫荡”的策略,部署反“扫荡”任务。边区军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开始了顽强的反“扫荡”斗争。

  6月18日,坚持反“扫荡”斗争的一地委、一专署机关和由原冀中三地委书记翟晋阶率领的冀中参观团及部分地方武装转移到东光县四柳林村(宫柳林、王柳林、赵柳林、孙柳林)和大、小单家一带。此时,敌人的合击圈已形成。以四柳林村一带为中心,东起南皮县寨子,西至东光县秦村,南自宁津县双碓镇,北至宣惠河畔刘夫青村,方圆60余里。一地委、一专署机关和部队全部陷入敌人的包围圈。

  19日拂晓,敌人缩小包围圈,北面之敌到了距大单村只有七八里路的刘大瓮村。敌情紧急,地委、专署立即组织干部战士从大单村沿着通往三营盘村(李营盘、张营盘、孙营盘)至鬲津河堤的交通沟转移,准备穿越鬲津河突围。因敌人已占领了河岸,只好原路返回,改由大单村至寺后杨村、砥桥村的交通沟转移到鬲津河堤下。此时天已大亮,埋伏在河岸上的敌人居高临下,轻重武器一齐开火,有些干部战士当场伤亡。突围不成,地委、专署又组织人员顺原路边打边撤。撤到寺后杨村附近时,一专署专员石景芳身负重伤,但他忍着剧痛继续组织突围。在向崔达家村方向突围的途中,又遭到隐藏在交通沟里日军的突然阻击,60多名干部战士大部身亡,一地委书记杜子孚壮烈牺牲。在敌人的重兵包围下,干部战士被压缩在赵柳林村东一片开阔地上。面对凶残的敌人,英勇不屈的抗日勇士们在石景芳带领下,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砖头、拳头甚至牙齿同敌人拼杀撕咬,但终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由地委组织部长邸玉栋带领的机关干部,遇敌后迅速占领了小单村南的一条道沟,边打边突围,在前后受敌的情况下,冲入敌群,英勇搏斗,为民族解放斗争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战斗打响后,驻小单村的青年连在地委青救会主任燕明的带领下,在敌人合围空隙突出了包围圈。驻在宫柳林的鬲津县一连在敌人的包围下,趁黑夜与敌展开白刃战,杀出一条血路,分头突出村外,但又分别遭到敌人截击,牺牲了不少同志,全连突出去后只剩下不足20人。

  这次战斗,从拂晓一直打到中午,异常惨烈,一地委、一专署干部战士虽奋力突围,但因寡不敌众伤亡惨重。除一分区青救会主任燕明、一专署秘书主任傅炳翰等少数干部脱险外,一地委书记杜子孚、组织部长邸玉栋、一专署专员石景芳、地委副秘书长赵德华、专署财政科长陈介清、军区政治部宣传科长徐镜尧、边区文救会主任吕器、原冀中三地委书记翟晋阶、当地开明士绅杨万和、兰桂波以及其他干部战士共300多人壮烈牺牲,被俘的40余人宁死不屈,最后全部被敌人杀害。这是边区抗战史上损失最大的一次战斗。

  日伪军这次疯狂“扫荡”一直持续到8月中旬。敌人所到之处,大肆杀害抗日军民,奸淫妇女,焚毁村庄,实行“三光”政策。与此同时,敌人围绕各县界或主要公路两侧挖筑壕沟,增设据点,边区抗日斗争进入最艰难的岁月。

  针对边区日趋恶化的形势,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指示:分散坚持,提高警惕。边区党委和军区要求各地力避损失,精简机构,分散干部,组织小股武装,进行穿插活动。

  二、贯彻刘少奇及中共山东分局对冀鲁边区的指示

  自1942年春以来,由于敌人的残酷“扫荡”,各抗日根据地不断缩小与被敌分割,山东的抗战形势比以前更加艰苦。冀鲁边区在四柳林战斗以后,形势日趋恶化,边区内日伪据点岗楼星罗棋布,路沟交错,纵横成网。据不完全统计,到1942年9月,边区驻有日军3600多人,伪军11万余人,还有顽军近万人,总数是边区八路军部队的5倍多;在边区600万人口中,抗日民主政府能推行政令的不到1/2。有些县已处于敌人鸿沟“囚笼”之中,到下半年,全区日伪封锁沟近1400公里,公路4000多公里,岗楼、据点达840余个,平均每2平方公里、8个村庄就有一个据点,其中在一分区的宁津县,敌人就修起据点岗楼124个,公路48条,首尾衔接的县境沟150公里。冀鲁边区成为山东境内日伪据点、公路最多的一个地区。在敌人的残酷“扫荡”和控制下,抗日根据地已完全变为游击区或敌占区,抗日部队活动已处在极端困难之中,不得不换穿便衣,长期分散活动。由于敌人实行疯狂的掠夺政策,边区人力物力损失严重,粮食极为匮乏,整个边区形势十分严峻。

  为了扭转山东的抗战局面,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克服困难,坚持斗争,争取形势好转,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受党中央委托,以中央代表身份于1942年4月来到山东检查指导工作。他十分关心冀鲁边区的斗争情况,由肖华陪同,在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驻地山东省临沭县朱樊村,接见了当时在山东分局党校学习的冀鲁边军区十六团政委陈德和副团长杜步舟。在听取了冀鲁边区情况的汇报后,对如何坚持抗战做了重要指示,他指出:冀鲁边区战略位置很重要,是我们将来反攻的前哨阵地,一定要想尽办法坚守阵地,坚持斗争。斗争形式要随着形势变化而变化。根据边区形势,主力部队可以抽出三分之一、二,到情况较好的清河根据地整训,这样既可以保存力量,避免不必要的伤亡,又可使留下的部队缩小目标,便于活动;留下的部队可以换成便衣,化成小分队进行分散隐蔽的游击战;要大力开展政治攻势,争取瓦解敌军。刘少奇还强调,要坚持抗战,渡过难关。只要深入广泛地发动群众,动员一切力量进行抗战,就一定能扭转局势,取得最后胜利。

  针对敌人对冀鲁边区进行残酷“扫荡”的情况,中央军委、北方局和山东分局均做出重要指示。彭德怀、滕代远、罗瑞卿电示冀鲁边区部队,指出冀鲁边区在敌人连续“扫荡”、“清剿”与严重分割封锁情况下,正处于空前艰难严重斗争局面,今后游击根据地更加斑蹄(即敌我交叉,形成许多小块游击根据地),将处于极端艰苦分散的游击环境;要求边区领导人彻底改变斗争形式与组织形式,一切依靠群众,在政策指导上更加小心,秘密与公开工作结合,向敌区开拓,精兵简政,组织短小精干武装,开展对敌斗争;积蓄力量,熬过时间,坚持下去。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发出《对冀鲁边区坚持斗争的估计和新的决定与指示》,分析了边区的概况,部署了今后的任务,要求各分区坚持现有地区,开展对敌政治攻势,建立和恢复隐蔽的基点工作。一、二分区应相互打通联系;一分区吴桥、宁津两县合并;二分区向齐河地区发展;三分区应向阳信北部、庆云南部地区发展,派部分武装向桑落墅村一带建立隐蔽基点工作,并派一部向商(河)惠(民)路北恢复工作;在新的形势下,正规军全部地方化,建立地区队,指挥所属县、区武装;边区各地委组织敌伪工作委员会,加强对伪军、伪组织工作,开展对敌占区广大社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开展反特务、反“围剿”、反敌顽斗争。

  遵照刘少奇及山东分局、一一五师的指示,冀鲁边区教导六旅十六团、十八团主要兵力和一部分县大队及区党委党校等单位转移到清河区老鸹嘴、义和庄一带根据地整训;剩下的部队化整为零,和党政群组织紧密配合,在原地坚持斗争。

  为了贯彻刘少奇关于转变斗争形式、坚持边区抗战的指示,8月,冀鲁边区党委书记王卓如在盐山、新海东部交界处邢家王文村主持召开了冀鲁边区党委扩大会议,分析了敌人大“扫荡”后的边区形势,制定了边区抗战的战略方针,决定在新的形势下,采取新的斗争方式:

  (一)边区部队以连、排以至班、组为单位,分散隐蔽,改穿便衣,机关跟随部队行动。

  (二)普遍进行形势教育,建立“两面”村政权,选派共产党员担任伪保长、村长、联络员到维持会工作,一面应付敌人,一面搜集情报。

  (三)各地、县委要建立敌军工作部,通过各种关系开展伪军工作。在政治瓦解敌伪军的同时,坚决镇压死心塌地的汉奸顽固派。

  (四)各县建立公安科、锄奸保卫小组,打击日伪特务的活动。

  (五)继续开展挖地道、挖抗日沟和打狗运动,以便抗日部队隐蔽活动。

  会议还决定,建立由邢仁甫任主任的边区战时行政委员会(为全边区抗日民主政权领导机关),加强坚持边区抗战的领导。会后,区党委机关转移到沿海狼坨子一带,领导边区抗日军民开始了坚持艰苦抗战的英勇斗争。

  三、 坚持边区抗战的方针政策

  面对抗战的严重困难,中共中央向抗日军民发出了“咬紧牙关,渡过困难”的号召,提出了熬过时间,积蓄力量,长期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准备将来反攻的总方针,并提出了建立“三三制”政权、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减租减息、精兵简政、实行“一元化”领导、开展大生产运动、开展分散的敌后游击战争、瓦解争取敌伪军等十大政策。以上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推行,对于动员、团结全党和全体军民战胜严重困难,争取时局好转,坚持敌后抗战,具有决定性意义。

  为了战胜困难,渡过难关,王卓如多次主持召开冀鲁边区党委扩大会议,结合冀鲁边区对敌斗争的实际,认真贯彻党中央的方针和刘少奇及山东分局的指示,制定了一系列坚持边区抗战的方针政策,领导边区党政军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使边区形势逐渐好转。

  (一)精兵简政。为了便于快捷地开展对敌斗争,根据中央和山东分局的指示,边区党政军群机关实行精简,部队除主力一部调清河区整训外,十六、十七、十八团司、政机关分别与第三、二、一军分区合并,部队以连排班为单位分散活动;军政机关人员一部到外地学习,一部下去加强基层工作,老弱病残同志复员参加农业生产;边区成立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将农、妇、青等救国会机关精简。精兵简政政策的实施,紧缩了机构,精简了人员,为坚持长期抗战创造了条件。

  (二)加强党的建设,实行一元化领导。为加强根据地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根据中共中央“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①①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的决定,以及山东分局的指示,冀鲁边区实行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由区党委书记兼任军区政委,地委书记兼任军分区政委,原军职政委改为副政委,使各级党委成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在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同时,边区还实行部队地方化,把主力营改为活动在几个县的地区队,并对活动范围内的县、区武装有指导和指挥关系,原主力营营长改为地区队队长,教导员改为地区队政委兼总支部书记。地区队队长和政委参加活动范围内的各县县委的工作。1942年12月,二地委在齐河县卞桥召开各县县委书记、县长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根据中央决定和区党委的指示,将主力部队与地方党政军民的力量统一起来,十七团与二军分区合并,实行一元化领导。十七团政委曾旭清任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十七团团长龙书金任分区司令员,原二分区司令员徐尚武改任副司令员,原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郝炬改任地委副书记兼分区副政委,地委委员还有李萍、关锋、孙子权等。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实行,增强了党的团结,统一了边区抗日根据地各部门的工作步调,保证了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1942年2月延安整风开始后,冀鲁边区党员干部也开始学习整顿党风的22个文件,但由于环境恶劣,边区大规模整风未能进行。为加强党的建设,1943年1月,边区党委根据残酷环境中农村党支部和连队党支部战斗力削弱,农村党员减员严重,连队支部因部队分散,长期不起作用等情况,按照山东分局指示,对基层党支部进行了整理和改造。这一工作先从根据地做起,而后在游击区和敌占区进行,工作重点放在中心区,带动一般村庄,以自然村为单位,建立党支部,严格而慎重地确定提拔和清洗的对象。这次“整支”对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粉碎敌人的“蚕食”起了很大作用。

  (三)颁布施政纲领,进一步加强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针对敌人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的“总力战”,1942年12月,冀鲁边区战时行政委员会颁布施政纲领,作为边区目前及敌后军民共同的行动方针。其内容共15项:(1)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保卫与建设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2)执行革命的三民主义和抗战建国纲领,唤起民众,扶植民众组织,团结进步,反对妥协投降;(3)提高主力军战斗力,保证物资供应,广泛武装民众,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增强军民团结,实行抗战政策;(4)实行民主政治,建立“三三制”政权;(5)保障抗日党派、抗日团体和抗日人民的人权、地权、财权、政权及一切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之自由权;(6)坚决镇压汉奸,厉行锄奸政策;(7)执行中央土地政策,保证地主的债权,实行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8)改善工人生活,调整劳资关系;(9)提高农业生产,扩大耕地面积;(10)建立统一财税制度;(11)加强文化建设;(12)实行男女平等;(13)尊重优待少数民族;(14)救济贫民难民;(15)开展对敌斗争,打击敌人“蚕食”进攻。施政纲领的颁布实施,使边区法令逐渐统一,边区政权逐步走上抗日民主秩序的全面建设。

  (四)在军事斗争方面,边区部队坚持分散性、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大力发展民兵,组织武工队,深入敌战区,政治攻势和军事斗争相结合,争取、瓦解日伪军。在反“扫荡”斗争中,抗日部队利用熟悉地形、群众拥护等条件,巧与敌人周旋,并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广泛运用地道战、地雷战、伏击战、破袭战、村落战、麻雀战、挑帘战等战法,狠狠打击敌人。

  (五)锄奸反特。在残酷环境中,边区各级党委广泛开展锄奸反特斗争,加强对锄奸工作的领导。各县手枪队、锄奸团加紧工作,惩治、肃清汉奸特务,捣毁伪组织,打掉敌人的耳目,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改变了斗争形势。

  通过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刘少奇的指示和坚持边区抗战的方针政策,抗日军民满怀胜利信心,克服困难,顽强斗争,为重新打开局面,渡过难关,迎接胜利曙光奠定了基础。

  第三节 开展反“扫荡”、反封锁斗争

  一、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坚持边区斗争

  1942年,冀鲁边区在日伪不断的“扫荡”、“蚕食”封锁下,环境急剧恶化,特别是“六九扫荡”后,敌人新增据点碉堡90余处,并且以据点、公路为骨干,强迫群众挖县、区界沟(封锁沟),把各县、区分割成若干小块,再集中重兵,采用所谓“梳篦战术”、“铁壁合围”、“大拉网”、“牛刀子”、“剔块清剿”、“以游治游”等战术,在这些小块地域上反复“扫荡”,妄图通过大量修筑公路网、碉堡群、封锁沟墙和“扫荡”、“蚕食”等手段,隔断游击区与根据地、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把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消灭掉。在这种情况下,冀鲁边区根据地出现了严重困难局面,军事上战斗频繁,部队减员多,干部牺牲很大,仅1942年下半年,边区部队就进行反“扫荡”战斗270余次,平均两天打三仗,根据地相继被分割变为游击区。面对抗战严重困难局面,边区抗日军民没有被吓倒,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广泛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同敌人周旋,实行“敌进我进”的对敌斗争方针,打击敌人,保存自己,以困不死、打不散、压不垮的中华民族的英勇反抗精神,战胜困难,争取胜利,扭转被动局面。

  日军为了控制津浦铁路及铁路东侧,在“扫荡”了一分区之后,于1943年1月又调集济南、德州、惠民等地日伪军“扫荡”二分区。敌人在“扫荡”中发动的三次进攻均被粉碎,但二分区也遭到一定损失。17日,日伪军8000多人,采用“拉网”和“铁壁合围”战术,袭击以平原、禹城、陵县、临邑交界的平原八区张士府为中心的根据地。当时二地委、二军分区正在张士府村召开县团以上干部会议,二分区三地区队和分区独立营各两个连,平原、禹城县大队和部分区队,部分党政干部及当地群众数千人,陷入敌人重围。分区司令员龙书金指挥分区独立营、平禹县大队与敌激战,重创敌人一路,掩护干部、群众突围,但三地区队九连、十一连及禹城县大队大部被冲散,三地区队副队长任金贵、副教导员于殿珠,禹城县大队教导员李品三、大队长段尔达等300余名干部、战士壮烈牺牲。23日,敌人又以临邑夏口为中心,对禹城、济阳、临邑交界一带抗日军民进行大规模合围。二地委、专署、军分区机关、部队1000余人,集中火力猛击敌之一路,趁敌人措手不及突围。

  24日,转移到徒骇河南济阳县二太平村联合召开县团以上党政军干部会议的二地委、专署、军分区,接到敌人“拉网”合围的情报后,即于25日拂晓转移到徒骇河北岸的皂户李村,又遭济南、德州、惠民及周围各县5000余日伪军合围。二地委、专署、军分区领导遂决定分三路突围:专员孙子权带领地委、专署机关和基于营1个连为一路;地委副书记、军分区副政委郝炬带领地区青年武工队和部分县委书记、县长为一路;军分区司令员龙书金,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曾旭清,军分区副司令员徐尚武带领军分区机关和基干营3个连及黄河支队、平禹县大队等为一路。

  孙子权一路几经转移,趁敌人兵力较分散之际,冲开一个缺口,突围出去。郝炬一路则向西北方向突围,转移到陵县境内。龙书金一路人数多,目标大,很快被敌人发现。当他们转移到临邑县王楼村时,已被四面合围上来的敌人层层围住。龙书金命基干营一连连长带两个排坚守村北土丘,余下一排坚守村东一片坟地,以扇形火力抗击敌人进攻,并在村另外几个方向布置了兵力,准备坚持到晚上设法突围。一连和敌人展开了激战。久攻不下的敌人调来掷弹筒和小钢炮,支援步兵进攻。在敌人的猛烈炮火和疯狂进攻下,一连战士顽强抗击,除连长赵义昌外,全部壮烈牺牲。连中7弹,身负重伤昏死过去的赵义昌,在敌人退走后以惊人的毅力,在雪地里滚爬几个小时,后被当地群众搭救。

  一连阵地战况惨烈,坚守在村西南、西北和村东南的龙书金、曾旭清、徐尚武所部战斗同样激烈、艰苦。战士们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将敌人占领的阵地再次夺回,战斗逞拉锯状、胶着状。二分区部队伤亡渐趋严重,处境更加困难。夜幕降临,接到突围命令的部队掩护分区机关和群众,奋力杀开一条血路,突出重围,向南转移。而腿部受伤的徐尚武却未能突出去,他退到村内一家院内,被一老太太掩藏在地瓜窖内。隔壁地主发现后告密。日军挑开地窖口想要活捉徐尚武,但他顽强不屈,开枪抗击,敌人扔进手榴弹又被他扔出,反倒炸死炸伤几个敌人。敌人大为恼火,将浓烟薰入地窖,徐尚武英勇牺牲。

  在王楼血战中,徐尚武及担任掩护任务的50名勇士歼敌200余人后全部牺牲。当地群众埋葬了烈士尸体,立碑纪念,称“五十烈士墓”。鲁北广大群众为悼念徐尚武,编了一首歌谣,广为流传:“临邑抗日县政府,县长就是徐尚武。为国家、为民族,披星戴月不辞苦。除恶霸、灭日寇,拯民水火胜父母。王楼战斗美名扬,民族英雄垂千古。”

  王楼战斗后不几天,敌人又集中兵力,对三分区开始血腥“扫荡”。1943年2月3日,日军驻济南中将师团长细川中康、驻天津第九混成旅少将旅团长滕岗武雄,驻惠民水野清夫联队长、驻沧县长谷川大佐、驻德州势田重利中佐等,率日伪军2万余人,配备装甲车、骑兵,对乐陵县铁营洼进行大“扫荡”。三军分区副司令员李永安带领的一个手枪班,阳信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武大风带领的县政府机关,县大队教导员王志诚、副大队长陈文秀率领的阳信县大队,李清寿率领的三军分区直属五小队等共400余人,因未来得及转移而被包围。

  在战斗中,三军分区副司令员李永安,一面指挥战斗,一面组织群众分散转移,并将敌人吸引过来,最后被数千敌人包围在白家北边的古窑附近。面对强敌,李永安临危不惧,顽强拼杀。当他枪中剩下最后一颗子弹时,面对蜂拥而上的敌人,神色凛然地向自己头部开了枪,为抗战献出了宝贵生命。阳信县长武大风、三军分区五小队队长李清寿也都是在弹尽无援、身临绝境的情况下,用最后一颗子弹表现了他们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

  铁营洼战斗,敌人虽也遭到重创,但因敌我力量悬殊,除王志诚率领部分人突围外,李永安、武大风、陈文秀、李清寿、罗伯森(又名姚思清,三专署民政科长)等壮烈牺牲,三分区机关、部队大部伤亡。烈士的鲜血染红了铁营洼大地,他们的英名永远载入史册。

  1943年2月14日,也就是铁营洼战斗后的第11天,日军又纠集了天津、沧县、德州等地日伪军近万人,对乐陵县的大桑树村一带进行“拉网扫荡”。乐陵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杨洪恩率领乐陵县独立营二、三连和部分县政府工作人员,在李寿家村和大桑树一带陷入重围,遭到敌人机枪和大炮的扫射、轰击。战士们顽强战斗,最后与敌人展开了肉搏,终因敌我力量极为悬殊,除了杨洪恩和少部分人员突出重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

  3月11日,敌人在“扫荡”大桑树一带后,又纠集驻沧县、庆云、乐陵、阳信、盐山等日伪军2000余人,对三分区党政军机关活动地区庆云县汾水王、汾水杨、汾水马一带村庄“扫荡”,区党委宣传部长李启华、三地委书记李广文、副书记张博(又名张岫石)、三分区司令员杨承德和副政委李雪炎等被敌人包围。杨承德指挥部分部队顶住敌人的进攻,掩护机关、部队撤退转移。当转移至汾水王村时,又与敌人遭遇。在战斗中,三地委副书记张博、电台队长和作战参谋均壮烈牺牲,李启华、李广文、李雪炎等和大部机关、部队突出包围圈,但负责指挥部队掩护机关撤退的杨承德却在战斗中胸受重伤,在由警卫员架着突围时,被敌人交叉火力射中,和警卫员同时牺牲。

  三地委的1个干部和7个战士被敌人包围在小田家村的一间屋里,他们临危不惧,继续战斗。当只剩下16颗子弹时,他们每人两颗,一颗消灭敌人,一颗留给自己,最后在高昂的“祖国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中,8人集在一起,壮烈殉国。他们的壮举深深感动着乡亲们,老人们自动献出了为自己预备的柏木棺材,沐浴装殓了8位烈士的遗体,并且全村人为之举行了古老而又隆重的葬仪,披麻戴孝埋葬了烈士。

  4月上旬,敌人纠集大批兵力,又对鬲津河以南乐陵县独立营经常活动的县城西北部丛林地区进行了一次“铁壁合围”。乐陵县委代理书记陈华亭、县长余志远、县独立营教导员杨文启带领县委、县政府和县独立营在转移中被敌人发现,遭到追击,在杨店村附近交火。干部战士们冒着敌人凶猛炮火,边打边撤,撤进邢官庄,分散隐蔽到群众家中。

  敌人包围了村子,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战士们三五人一组,利用民房作掩护,充分发挥步枪和手榴弹的威力,大量杀伤敌人。但终因敌众我寡,杨文启和不少战士都壮烈牺牲,陈华亭等干部战士20余人被捕。在激烈战斗中,余志远和几个战士被包围在一间屋内,打退敌人组织的几次冲锋,几个战士也相继牺牲,最后只剩下余志远和一个通讯员。当敌人扒开房顶,威逼他投降时,只剩下一颗子弹的余志远,咬破手指用鲜血在墙上写下“生前不能孝父母,死后鲜血为国流,嘱我抗日众同志,踏我血迹报国仇”后,自尽殉国。

  在反“扫荡”战斗中,英勇的冀鲁边军民同日伪军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打击了敌人有生力量,也付出了惨重代价。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边区军民团结奋斗,同仇敌忾,利用多种形式坚持斗争,消灭敌人,终于粉碎了敌人对边区的残酷“扫荡”。

  二、深入开展敌伪军工作

  为打破敌人对根据地的分割封锁,沟通县与县之间的联系,边区决定大力开展伪军工作,争取和瓦解伪军,打破敌人封锁。首先加强了区党委和各地委、县委的敌工组织,配备专人负责伪军工作,使伪军工作置于党的统一领导之下,通过内线工作与群众性工作相结合,政治攻势与军事打击相结合,普遍宣传教育与重点打击相结合,更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

  根据中央指示,开展伪军工作总的方针是“孤立日寇,应使日寇不能扩大与巩固伪军,对已经组织好的伪军,加紧争取工作。以备将来必要时及对我有利时实行反正,现时应争取帮助及不坚决反对我们”①。①摘自肖华同志在山东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关于对敌斗争问题》第二部分“1943年对敌斗争中几个具体工作的总结”。原载《山东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2辑。同时“对不同伪军须采取不同对策,总的原则是争取同情者和控制两面派,打击坚决作恶分子”②。②摘自肖华同志在山东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关于对敌斗争问题》第二部分“1943年对敌斗争中几个具体工作的总结”。原载《山东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2辑。根据以上总的方针政策,边区党委在开展伪军工作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能争取过来的就争取过来,为我们做工作,或成为我们的武装力量。(2)运用各种关系做伪军家属的工作,通过他们教育规劝自己的亲人改邪归正,早日回头,不做坏事。做好伪属工作对瓦解、削弱伪军有极大作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3)开展群众性的政治攻势,对伪军采取喊话、写信、散发宣传品、给伪军据点送“关公像”、建“生死簿”、记“黑红点”等方式、方法,加强攻心战,向伪军、伪组织宣传战争形势和共产党、八路军与抗日政府对伪军、伪组织人员的政策,号召他们认清形势和战争前途,规劝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不助敌为恶,给自己留后路,从政治上思想上瓦解其战斗意志。(4)打击首恶,对死心塌地的汉奸、伪军头目,予以坚决镇压,打一儆百,以打击敌人嚣张气焰,保护群众利益,推动中间力量向抗日方面转化。

  通过广泛深入开展伪军工作,边区各地争取和瓦解了不少岗楼、据点的伪军,在粉碎敌人“囚笼政策”,打破“囚笼”对根据地的分割封锁中,起到了很大作用。

  三、开展反封锁斗争

  除对冀鲁边区实行大规模“扫荡”和蚕食外,为了摧毁抗日根据地,日军又实行了“囚笼”封锁战术,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之以封锁沟墙,妄图隔断抗日武装的联系,达到歼灭八路军的目的。

  为了打破敌人的分割封锁,边区党委采取军事与政治相结合的斗争方式,领导边区军民开展反封锁斗争。

  (一)在军事上,部队以小队为单位进行活动,并组织精干的敌后武工队,深入敌战区,灵活机动地开展对敌斗争,抓住有利时机打击敌人。

  (二)通过各级党组织,进行深入的群众工作,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坚定抗战信心,发动团结广大群众,齐心协力,共同对敌,主动进行反封锁斗争。

  (三)利用各种斗争形式,破坏敌人的修路挖沟建堡:(1)教育群众欺骗敌人,干活少去人、带坏工具,挖沟时下宽上窄,一踩就塌;(2)抗日武装事先与群众商量好,或在半路上劫民夫,或在修路时“打散”民夫(即开枪使民夫逃散);(3)敌人白天修路挖沟,晚上发动群众破路填沟;(4)用树枝、秸杆拴上地雷、手榴弹埋在土里,立牌注明,虚虚实实,迫使敌人放弃修路;(5)各地抗日武装实行白天袭扰、夜间破袭和声东击西战术,敌人修路则去破沟攻堡,敌人挖沟则去破路,使敌人日夜疲劳,顾此失彼;(6)破坏敌人修堡的建筑器材,拆除庙宇围寨,防敌利用,开展反砖瓦斗争,迟滞敌人修堡期限。

  (四)对伪军、伪组织进行争取瓦解工作,打击、孤立、警告、分化最坏的,掌握利用较好的,争取、控制一般的。破坏敌人的“保甲制”,争取和掌握伪政权,使其成为抗日政权对敌进行合法斗争的工具。

  (五)抓好锄奸反特工作,打掉敌人耳目,煞住敌人反动气焰。

  (六)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与敌展开斗争。在经济上领导群众与敌人展开棉粮斗争,反对勒索,拖延少交或交时掺水加土;在文教方面,反对奴化教育,取缔奴化教材,使学校以伪化为形式,以抗日为内容,变伪学校为抗日学校。

  (七)改造地形,开展“打狗”,以利于抗日武装活动。边区各级党组织一面领导群众破坏敌人修路挖沟,一面发动群众开展大挖抗日交通沟运动,将根据地内的大小道路,都挖成沟内路,使整个根据地内沟路连成网,纵横交错,既便于抗日部队行军、战斗、隐蔽,又可有效限制敌人的行动速度。另外,边区还开展了挖地道和“打狗”运动,使党政军民夜间行动更加自如,更便于部队的隐蔽活动,增强了部队对敌袭击的突然性,在反封锁斗争中起了很大作用。

  总之,在抗战最残酷的时期,久经锻炼的边区党政军民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粉碎了敌人一次次疯狂“扫荡”和“蚕食”封锁,战胜了严重困难,渡过了难关,赢得了抗日斗争形势的好转,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夺取抗日战争胜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四节边区军民同叛徒邢仁甫的斗争

  一、邢仁甫叛变前后

  1943年,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开始摆脱严重困难的局面,进入再发展时期。在冀鲁边区,经过全区抗日军民的顽强奋斗,边区形势有了很大好转,对敌斗争逐渐转为主动,部分地区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正当冀鲁边区以新的战斗姿态,准备渡过黎明前黑暗的时候,发生了原军区司令员邢仁甫叛变的反革命事件,使冀鲁边区革命力量遭受了严重损失,对敌斗争经受了严峻考验。

  邢仁甫,河北省盐山县人。早年在国民党旧军队里当过下级军官。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曾从事过兵运工作。抗战初期,为发展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斗争做过一些工作。但是,在旧军队的经历,使他沾染许多恶习。入党后不注意思想改造,越来越放纵自己,个人主义更加膨胀,居功自傲,自以为是,拒不接受同志们的批评帮助,发展到在生活上贪图享受、腐化堕落;在组织上,培植亲信、拉帮结派、搞小团体活动;在政治上,悲观失望,消极动摇。1940年时面对残酷形势,曾擅自率领专署机关一些地方干部和部队离开边区;后来更发展到与天津日特郭振亚、德平伪军曹振东部及天津国民党秘密机关频繁联系,暗中勾结。直至最终公开背叛革命、背叛党、背叛人民,成为可耻的叛徒。

  邢仁甫背叛革命的第一步行动是,指使亲信杀害黄骅等同志,一手制造了大赵村反革命事件。

  对邢仁甫的错误思想和错误言行,边区党委和军区领导人进行过严厉的批评帮助。邢仁甫不仅不接受同志们的批评帮助,反而怀恨在心。特别是军区副司令员兼教导六旅副旅长黄骅,是一位原则性很强的红军干部,同邢仁甫的错误言行做过坚决的斗争。邢仁甫恨之入骨,把黄骅看成是他独揽军权、独霸边区的最大障碍,因此产生了谋害黄骅之心,并曾3次对黄骅暗下毒手,均未得逞。1943年春,山东分局决定调邢仁甫去中央党校学习,让黄骅接替他的工作。邢仁甫怀疑是黄骅告了他的状,加紧了刺杀黄骅的阴谋活动。6月30日,他指使他的亲信、土匪出身的军区手枪队队长冯冠奎乘黄骅在大赵村主持召开全区侦察通讯工作会议之际,带领10余人闯入会场,并立即开枪,首先打中黄骅、陆成道。齐耀庭、池田等正要拿枪还击,冯所带人员一齐开枪,与会人员(除下午没出席会议的解玉山外)全部中弹,倒在血泊之中。黄骅、陆成道、陈彪、董兴根、崔光华5人当场牺牲,池田、齐耀庭、刘金财、迟麟兆身负重伤。黄骅的警卫员李天佑听到枪声疾速赶来,正与行凶后外逃的冯冠奎相遇,被冯开枪击中牺牲。警卫部队闻声赶到现场,冯冠奎等已经向村外逃去。部队立即追击,将边打边向外逃的冯冠奎击伤。此时天色已晚且正下雨,冯冠奎等趁机逃向冯家堡,警卫部队便迅速到军区机关驻地毕家王文村(今属海兴县),报告了黄骅被刺事件。

  当时,冀鲁边区党委驻在新海县苏基村,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王卓如到一地委检查工作,活动在东光、南皮一带;军区副政委周贯五去鲁南山东分局参加会议未归;而这次惨案的幕后策划者,担任军区司令员兼边区战时行政委员会主任的邢仁甫则以准备去延安学习为由单独躲在望子岛上。黄骅被刺的当晚,接到报告的军区政治部主任刘贤权立即赶到大赵村现场,随后新海县委书记叶尚志也带部队赶到。他们一面为遇难烈士处理后事,抢救转移伤员,一面把惨案情况告知王卓如和区党委宣传部长李启华等人,并以军区政治部的名义连夜印发了声讨冯冠奎的《告边区人民书》。闻讯相继赶回的王卓如、李启华和刘贤权立即开会研究了黄骅被刺事件,认为情况复杂,要深入进行调查,但在未查清前不要乱传,并将情况上报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为了稳定情绪,巩固内部,安定人心,区党委决定,以王卓如的名义,向各地委、军分区发出紧急通知,说明边区发生了一个特殊事件,要求各级领导要处于紧急状态,提高警惕,冷静处事。没有王卓如的命令,所有干部、部队、财务都不能调动。同时,区党委开展了对事件真相的认真调查工作。

  7月8日,罗荣桓、黎玉、肖华及时发出了《收编土匪叛变,黄骅副司令员被刺训令》,严厉指出,我少数干部对土匪流氓的两重性认识不足,对土匪的政策运用上犯了原则的错误;对敌后斗争的尖锐性及敌特活动的严重性认识不够;机关保卫工作松懈,给敌人及内奸以空隙,因此才发生了这次重大事件,教训是惨重的。训令严格要求全体指战员必须充分认识敌特、国特进行破坏的严重性,加强机关保卫工作,对已改编的土匪部队应进行政治上艰苦的改造工作,不允许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并对未改编、未反正之土匪、伪军采取慎重态度,必须认真接受这一事件的严重教训,引以为戒。

  黄骅被害的噩耗传来,边区领导和广大军民无不为失去这样一位优秀的领导人而悲痛万分①。①为了纪念黄骅,1945年8月,山东省政府将新青县(原新海县)改称黄骅县<今河北省黄骅市>。为了尽快抓到凶手,边区战时行政委员会和军区迅速向全区发出《通辑令》,要求“边区军民,无论男女老幼,皆应协力同心,缉拿凶手归案法办”,为殉难烈士报仇。

  这时,邢仁甫开始其叛变的第二步行动,加紧进行策反独立团的活动,准备公开投敌叛变。

  冀鲁边军区独立团是1943年上半年遵照刘少奇对冀鲁边工作的指示和山东分局、一一五师的命令,为保存力量,由边区部队主力营、连组成,当时正驻防在清河区的垦区进行整训。团领导干部主要有团长冯鼎平、政委姚昌洲、副团长贾乾瑞、政治处主任辛易之、总支书记潘大可。冯鼎平接电去望子岛与邢仁甫见面后,邢向冯讲了其指使冯冠奎刺杀黄骅的情况,并表明了要拉独立团投敌的企图。冯鼎平听后十分震惊,返回垦区后及时向组织揭发了邢仁甫叛变,企图拉走独立团的罪恶阴谋。

  事关重大,万分紧急。第二天,在姚昌洲主持下,独立团召开了团领导干部会议,重点研究部署了如何巩固部队,及时了解和严密注视沿海敌情,采取措施,预防日伪配合邢仁甫的叛变进行袭扰等事宜。会后,冯鼎平立即去清河军区报告了邢仁甫要叛变投敌的情况。清河区党委立即电告了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师部。一一五师命令清河军区副政委刘其人速去垦区,负责掌握住冀鲁边区独立团,设法稳住邢仁甫,并让清河军区立即将这一极其重要的情况转告冀鲁边区党委。

  当时,冀鲁边区的电台被邢仁甫所控制。为了及时把邢仁甫叛变的消息转告冀鲁边区党委,需要立即派可靠的人去完成这个任务。正当清河区研究送信人选时,在清河区养病的冀鲁边区党委组织部干部科长朱凝(王卓如的爱人)自告奋勇,接受了这个任务。她冒着生命危险,化了装,弄了只小舢板,划过渤海湾,穿过敌人封锁线,又躲过邢仁甫一伙对海上的监视,日夜兼程,两天两夜跋涉数百里,才找到冀鲁边区党委驻地——新海县邢家王文村。

  望子岛上的邢仁甫在指使冯冠奎刺杀黄骅得逞后,又在策划更大的阴谋。企图在惨案真相被揭露之前,趁机扣押、谋杀边区其他领导干部,以排除其叛变投敌的障碍。他在策反独立团的同时,接二连三给边区党委送信,要求与王卓如、李启华、刘贤权等会合,对大赵村事件后的工作进行全面地研究、安排,并建议上望子岛去商议。当时,边区党委在黄骅被刺后,连续接到军队、地方和群众的来信,反映邢仁甫行动可疑,并有不少人反映亲自听到冯冠奎亲口所言邢是杀害黄骅的主谋。诸多情况反映和可疑迹象,联系邢仁甫以往所作所为,边区党委逐渐对他产生了怀疑和警惕。但在没有调查清楚和掌握确凿证据之前,区党委始终持慎重态度。面对邢仁甫的多次来信,区党委经研究同意开会,但要求邢仁甫下岛到毕家王文村会合,邢仁甫回信同意。就在区党委和邢仁甫会合的前一天,朱凝赶回边区,及时向区党委报告了邢仁甫叛变情况。区党委认为,邢仁甫同意下岛开会,说明他还以为其罪行没有暴露,决定将计就计,趁第二天邢仁甫下岛开会之机将其逮捕,送山东分局处理。并决定由刘贤权代理司令员,负责指挥部队执行逮捕邢仁甫的任务。

  7月16日,邢仁甫带一个警卫班,如期下岛赴约开会,经海堡到达距邢家王文村不远的毕家王文村。但这时执行捕邢任务的三分区部队还没有赶到,情况十分紧急。为了应付突来的变化,边区党委在邢家王文村再次召集紧急会议。王卓如、刘贤权对捕邢行动做了具体部署,决定由叶尚志、刘冠英带县、区部队到毕家王文村南侧集结,堵住邢仁甫的后路,并防备邢的亲信截击;军区警卫部队一个连守卫机关驻地,一个连由刘贤权负责指挥,首先包围村庄,然后逮捕邢仁甫。要求部队以会合形式抓邢,不准开枪。为了严守行动秘密,保证任务顺利完成,会后刘贤权亲自带人赶到毕家王文村,仔细察看了给邢及警卫人员住的房子,并就地做了具体安排。下午,王卓如、刘贤权向执行任务的部队作了动员,并参加了连里党支部会议,党员和干部们态度都很明确,表示坚决跟党走,服从命令听指挥,保证完成任务。

  晚饭后,部队按照事先安排开始行动。在部队进村时,有人手枪走火,使心中有鬼、已经进村的邢仁甫警觉起来,乘混乱之机,在随从人员掩护下逃出了村子,跑回望子岛。

  邢仁甫逃回海岛,一方面严密封锁消息,掩盖事实真相,利用所控电台给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发报,谎报军情,企图骗取山东分局对他的信任,并恶人先告状,反诬王卓如、李启华是杀害黄骅等同志的凶手,是“托匪”,是王、李把黄、陆被害的罪行强加于他,表白自己“始终忠于党、忠于国家民族”,要求上级首长亲自来处理此事①;①1943年7月20日,邢仁甫致朱瑞、罗荣桓、黎玉、肖华电。抄件存山东省档案馆。还到处散发《告边区人民书》,宣布王卓如、李启华是“托匪”,继续欺骗迷惑边区广大军民。同时,令原海上特务团团长杨铁珊等组织“肃托支队”,带60余人枪活动于新海、盐山一带,打击服从区党委的部队和地方党政组织。另一方面,暗中加紧投敌活动,他先派亲信去天津日本宪兵队联系,要求日军立即解除对邢的围攻,尽快给予名分,指定地点接受改编②,②见河北省黄骅市档案馆藏党史征委会全宗1960年5月永久7号卷第53、54页《关于刘永生的材料》。后又带着老婆宋英茹等亲赴天津。因投靠日军未得信任,邢、宋暂隐蔽津郊。当邢再回到海岛时,由于区党委及时开展了反邢斗争和争取部队工作,岛上各部队干部、战士了解了邢仁甫叛变真相,大部分冲破阻力陆续回到边区,只剩邢的一伙亲信及其心腹随从共130余人滞留海岛,邢仁甫陷于孤立的地步。期间,山东军区曾屡次命邢仁甫去清河区参与研究解决冀鲁边的问题,邢一直推拖,并于9月3日致电朱瑞、罗荣桓、黎玉、肖华,谎称他“生病了”。而后带着宋英茹再离海岛,重赴天津,几经周折与国民党特务机关冀察战区党政总队第二大队长刘耀宗、副大队长刘益民接上头,后投靠洛阳国民党第一战区蒋鼎文部。邢仁甫把冀鲁边区党政军的情况写成材料作为投敌见面礼,被委任为“冀察战区挺进第一纵队司令”及“津浦北段策反专员”,并令其回北方收拾残局,开辟国民党游击区。10月,当他返回海岛准备收拢残部为蒋鼎文效力时,其亲信们已公开投靠了反共顽军张子良部,岛上人员所剩无几。不久,邢仁甫到天津当汉奸,被日军委任为沧县、南皮、乐陵等“六县剿共司令”。他亲笔给日军侵略者拟定“剿灭共匪计划”①,①见1950年8月16日山东省公安厅《对邢仁甫案件的总结》。并任军统天津站津南流动小组长,专门给敌人提供津南、渤海一带情报,破坏革命;他还收罗了叛徒特务等二三百人,先后在乐陵、济阳一带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日军投降后,邢仁甫变成国民党特务机关军统局的“中校组长”,后又任国民党河北省政府第三专员公署保安副司令及代理专员②。②天津解放后邢仁甫被捉拿归案,1950年9月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判决死刑,在盐山县被处决。

  二、冀鲁边区党委积极采取应变措施

  在这场反对邢仁甫叛变的斗争中,边区多数干部及时识破了邢仁甫阴谋诡计,用自己忠于革命的实际行动给了邢仁甫的叛变活动以有力的回击。邢仁甫的投敌阴谋失败后,仍不甘心,继续施展卑鄙、恶毒手段,自恃在边区当领导多年,开展了大范围的策反活动,以期拉拢更多干部和为自己收集力量。他给许多在职的县级以上干部写亲笔信,并散发传单,反诬王卓如是“托匪”,刘贤权“叛变”,诬蔑、咒骂外来干部“南蛮子”如何坏,妄图挑拨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的关系。新海县县长刘冠英和县大队副政委娄剑峰收到邢仁甫要他们杀掉县委书记叶尚志,带着叶的首级把部队拉到海岛随他投敌的策后信后,果断地将策反信交给了党组织,表示了对党的忠诚和坚定的革命立场。

  第一军分区副司令员仉鸿印,7月下旬接到邢仁甫派人送来的策反信,邢在信中要他和杨铁珊共同组织“肃托支队”,“开来新盐地区进行扫荡”①,①见1987年4月12日傅继泽关于邢仁甫两封亲笔信情况的谈话。“要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把内部不稳分子加以清除”②。②见1987年4月12日傅继泽关于邢仁甫两封亲笔信情况的谈话。仉鸿印当即将信交给了军分区司令员傅继泽和地委书记彭瑞林,并表示“要抗战到底,决不跟邢仁甫走”③。③见1987年4月12日傅继泽关于邢仁甫两封亲笔信情况的谈话。

  另外,傅继泽接到邢仁甫的亲笔信后,也及时交给了党组织。由此可以看出,边区广大干部战士和群众的觉悟是高的,立场是坚定的,眼睛是雪亮的,是经得起考验的。

  在抗日战争艰苦的岁月里,边区的这场反邢斗争可以说是一场特殊的斗争,必要时也得采取特殊的斗争方式。为了反击邢仁甫的策反活动,争取把望子岛上的部队和电台拉回来,区党委和军区领导经过反复研究,决定派特务团政委傅炳翰利用和邢仁甫旧日之交,到岛上完成这一任务。此时驻岛部队有特务团二、三连和五连一个排、旅特务大队及司令部、后勤部、侦通站、电台、医院等共400余人。傅炳翰上岛后,通过与邢交谈,不但争取无望,反而被邢软禁。后傅趁邢仁甫离岛去天津、软禁稍松之机,将邢已叛变等情况告诉了特务团文化教员李相轩,叫大家赶快离岛。李把消息传开后,岛上不少同志相继逃归。后李相轩被邢仁甫抓住严刑拷打,惨遭毒手。邢还要加害于傅,傅趁黑夜海水退潮涉水返回陆地。

  为了继续争取岛上剩余部队,区党委和军区又派大赵村惨案中的幸存者齐耀庭再次上岛。齐见冯冠奎也在岛上,便故意当着众战士高声“夸赞”冯枪法好,打死了黄、陆,打伤了自己。战士们看着齐耀庭胸膛上的伤疤,听着冯冠奎“是邢司令叫我干的”辩解,恍然大悟,义愤填膺,纷纷刺刀出鞘,子弹上膛,手榴弹揭盖,准备同叛徒们大干一场。岛上的邢之亲信见邢仁甫外出未归,又怕众怒难犯,丧了性命,只好答应派船,使齐耀庭和岛上部队乘船返回军驻地。

  与此同时,邢仁甫的叛变,给边区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和混乱,部分军队、干部、群众一时对邢仁甫的真面目认识不清,个别离职回家;敌人趁机向边区“扫荡”,特务活动频繁,形势再度恶化。

  为了稳定局面,安定人心,加强团结,冀鲁边区党委于7月17日开会研究,采取一系列应变措施,在领导边区军民同日军、汉奸、国民党顽固势力进行斗争的同时,开展了一场艰苦复杂、广泛深入的反邢斗争。

  (一)由边区战时行政委员会、军区发出通令,行政委员会发出《告全区同胞书》,向全区宣布邢仁甫的罪行,号召全区军民同邢仁甫作坚决斗争。

  (二)撤销邢仁甫一切职务,通令各级政府、军队、团体机关及边区人民,发现邢逆一律严拿归案,依法惩办。

  (三)调整领导机构,由刘贤权代理军区司令员,张耀曾代理行政委员会主任。

  (四)边区战时行政委员会根据边区党委决定发出指示信,要求各级政府接到通缉令和《告全区同胞书》后,召集各级党政军民负责人讨论,并通过党政军民各系统向下传达,教育每个党员、干部、战士和全区人民都要有明确的认识,不为叛徒的欺骗宣传所离间,加强团结,坚定抗战必胜信心。

  (五)边区战时行政委员会于7月21日发出通令,揭露“邢逆仁甫久已包藏祸心蓄意不良,今更原形毕露,叛变我党我军,投降敌人”,列举了邢仁甫叛变的7大罪状:第一,唆使冯冠奎刺杀黄骅、陆成道等同志;第二,分裂抗战力量,出卖民族利益;第三,勾结奸伪倒行逆施;第四,感情拉拢,愚弄干部,挑拨内部团结,企图造成党的分裂;第五,实行封建统治,制造个人势力;第六,不尊重党和上级,反抗革命,擅自把部队拉出边区并安插私人,拒绝上级令其受训决定,投敌叛变;第七,拘押忠实于民族、忠实于革命的干部,拉人下水。

  (六)边区党委发表《为邢仁甫叛变告全党同志书》,揭露邢仁甫的叛党罪行,号召全区党员积极投入反叛斗争。

  (七)为了搞好反邢斗争,边区党委、军区政治部于7月25日发出《关于讨伐邢逆仁甫,追悼黄、陆等同志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支部立即传达学习讨论,开展反邢斗争,并在干部党员中开展反对个人英雄主义、不服从党的领导、搞独立倾向、反对宗派主义的斗争,反对小组织的活动,特别在部队中开展反个人独立主义、私人封建统治的斗争,坚定思想,夺取反邢斗争的胜利。

  (八)在反邢斗争中,区党委、军区政治部针对一些具体问题发出紧急通知,要求:第一,凡属军队中的一切问题,必须经过与政委商讨和同意;第二,加强锄奸工作,以防邢逆对抗日政权和部队的破坏;第三,在部队、群众中深入进行宣传教育,正确认识邢仁甫叛变事件,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

  (九)鉴于邢仁甫仍以八路军的面貌进行活动,和全区反邢斗争在大多数地区尚未开展起来的状况,边区战时行政委员会于7月30日发出指示信,要求各级领导要高度重视,在干部与群众中进行广泛深入地宣传教育,尤其是干部,更应认识其重要性;对区党委、军区、行委会印发的各种反邢文件,应逐件向各级干部作深入传达,认真学习,并翻印散发至村,召集各种会议,教育群众,展开对邢逆宣传攻势;各级党政军民要密切配合,编组配备武装,逐村进行调查研究和宣传,组织开展“讨伐邢逆,追悼黄、陆,拥护区党委、军区、行委会宣传运动周”,利用各种方式,进行有效宣传,把反邢斗争广泛开展起来。

  (十)鉴于邢仁甫叛变后,捕杀抗日干部,扰乱海上治安,仍以八路军抗战的名义向沿海各村及新海等地索要给养等情况,边区行委会发出布告,在全区张贴,揭露邢之罪行,号召全区党政军民与其划清界限,坚持斗争。要求各级干部特别是村干部,不供给邢匪一粒粮食、一元钱,发动群众自觉拒绝交纳并监督村政权,彻底执行新粮票制度,以达经济封锁限制、彻底消灭之目的,直至反邢斗争取得最后胜利。

  (十一)边区行委会发布通令,宣布取消了自邢叛变后,负责人即行离职、所有侦察人员亦均散去、具有叛变行为的隆昌侦通站,要求原工作人员立即将枪支、车辆、牲口等公物速交政府,并对其指明出路:如愿工作者,可来军区政治部报到;不愿工作者,要安心生产;如有勾通匪伪,抢劫财务,鱼肉人民,破坏抗日秩序者,各级政府严加缉拿,从重惩处。在边区党组织的关怀帮助下,一时被蒙骗的原隆昌侦通站的大多数同志认清了邢仁甫的叛徒嘴脸,坚决与之划清了界线,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

  经过以上各项应变措施的实施以及边区党委、行委会、军区开展的一系列工作,边区军民与党同心同德,战胜了因邢仁甫叛变事件带来的种种困难,稳定了边区的抗战局势。

  三、反击日伪军进犯,消灭叛匪残部

  身居军政要职的邢仁甫的叛变,使冀鲁边区的形势一度恶化。自邢叛变后,不但日伪军对边区游击区和根据地步步逼进,加紧“扫荡”,增设据点,大搞“治安强化运动”,而且以邢仁甫为首的武装叛徒也不断从海堡到边区骚扰。特别是由于这伙叛徒是从内部分化出去的,对边区的内部党政军情况都很熟悉,所以危害更甚,使得边区斗争形势处于极为错综复杂的状态。边区军民既要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又要同汉奸、国民党顽固势力进行斗争,还要和危害最大的叛徒邢仁甫进行斗争。但是,不论斗争如何尖锐复杂,环境如何艰难困苦,经受了抗日战火洗礼和无数严峻考验的冀鲁边区广大军民,意志更顽强,信心更坚定,同日伪军及叛徒邢仁甫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为了扭转斗争局势,坚持抗日斗争,边区党政军领导制定了新的战略方针,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抓住有利战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1943年7月,日军从天津调齐燮元伪治安军一个团1300余人,到济阳二太平一带村庄建据点,第二军分区司令员龙书金率分区主力部队和济阳县大队共1500人,在济阳县坡崔村设伏,毙伤伪军300余人,俘虏900余人,缴获机枪30挺、步枪700支、战马50匹和弹药物资33车。8月18日,东光县大队手枪队长石金玉率队员10多人,化装成修路民工,在大傅庄南村,奇袭了张大庄据点出来修路的日军,全歼日军一个小队,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10余支,粉碎了敌人企图修通从张大庄经抗日中心区通往王庄据点公路,进一步分割东光县抗日根据地的阴谋。在反“蚕食”斗争中,边区军民共同奋斗,互相配合,大力开展破袭战,破公路,毁电线,攻碉堡,拔岗楼,取得了辉煌战果,打破了被分割的不利局面,仅边区第二分区一个月就攻克敌碉堡、岗楼130余座。特别是10月份的韩村伏击战,更使敌人胆战心寒。进犯新海县、妄图寻找边区主力部队决战的驻沧日酋长谷川和伪军头目刘佩忱率日军1000余人、伪军4000余人在沿海搜索了几天,不但毫无结果,而且不断遭到边区回民支队的袭击,只好撤回沧州。在途经韩村(今黄骅市区)时,被埋伏在此的回民支队消灭400多人,余部逃回沧州。此战极大地震摄了敌人。

  在这段艰苦的岁月里,边区军民在与日伪军进行顽强斗争的同时,也狠狠打击了邢仁甫为首的武装叛徒。邢叛变蛰居海岛后,经常派联络员到羊二庄敌人据点联络,并沿途催办粮款,敲诈勒索。新海县委决定采取行动,给上岸来的叛徒以严厉打击。在一个冬夜,趁叛徒联络员路过东花寨村要粮要款、村干部假意招待他吃喝之际,预先埋伏的区手枪队和村干部一起处决了这个叛徒,打击了叛匪的嚣张气焰。但是,武装叛徒并未停止活动,他们不断伺机到边区腹地第三分区骚扰破坏,军分区决定给以狠狠打击。12月,在三军分区副司令员黄荣海指挥下,分区主力6个连,加上回民支队和县大队共一二千人,乘夜扑向狼坨子、海堡一带,向盘踞在那里的叛匪发起攻击。叛匪们一面顽抗,一面撤退海边,至中午被歼大部,残匪乘船逃到海上。战斗结束清扫战场时,缴获了邢仁甫的公文箱,发现内有邢背叛革命、背叛民族的铁证——写给日本特务的两份报告,一份是边区党政军群组织人名录,一份是边区党政军机关活动地域图。边区党委立即把这些罪证材料上报了山东分局。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冀鲁边区军民终于粉碎了日伪、叛徒破坏边区根据地的阴谋,迎来了抗战即将胜利的曙光。特别是经过与叛徒邢仁甫这场尖锐复杂的特殊斗争,边区抗日军民得到了锻炼,经受了考验,从而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坚强。

  四、冀鲁边区党委召开扩大会议,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1943年8月,按照中共山东分局、一一五师电令,冀鲁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大部分转移到清河区垦区待命。9月,以周洪恩为负责人,孟少舆、孟东明等为成员的山东分局巡视团到达边区,了解邢仁甫叛变、边区形势恶化后,边区机关、部队如何同邢等叛徒进行特殊斗争,打破敌人的分割封锁,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的情况。王卓如、周贯五会见了巡视团,介绍了边区的斗争形势。

  10月,山东分局、一一五师派清河军区副政委刘其人处理邢仁甫事件。刘其人在清河区垦区与王卓如、周贯五、李启华、刘贤权等会面,传达了山东分局、一一五师处理邢仁甫事件的指示。

  12月,由县团级以上干部参加的冀鲁边区党委扩大会议在清河区垦区老鸹嘴召开。会议由王卓如主持,周贯五传达了山东分局、一一五师对处理邢仁甫事件的指示和分局5年工作总结会议精神。大家认为,邢仁甫的叛变及黄骅的牺牲,给冀鲁边区的抗战造成了巨大损失,其教训是惨痛的,值得深思。

  第一,邢仁甫叛变革命不是偶然的,是由他的思想本质所决定的。邢仁甫作为一个早期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为边区抗战做出了一定成绩,正因为如此,他才受到党的信任,被重任为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但是,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他没有加强自己的思想改造,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和抗战必胜信心,而是个人英雄主义、资产阶级腐化思想严重,一心只想个人利益,自认为对边区抗战有功,自以为是,唯我独尊,迷恋权位,贪图享受,甚至为达到独霸边区的个人目的,于党的组织纪律而不顾,结党营私,拉帮结伙,破坏党的团结,搞小集团,闹宗派,排斥异己,闹独立性,最终发展到谋杀革命领导干部、叛变投敌,成为遗臭万年的历史罪人。这个令人深思的教训告诫人们,革命道路是漫长而坎坷的,思想改造也是艰苦而无止境的。作为一名献身革命的共产党员,就必须做到既要从组织上更要从思想上入党,自觉加强党性锻炼,时刻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理想,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不论职位多高,始终将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当好人民的公仆。只有这样,才能经受住各种考验,克服各种困难,在革命道路上不迷失方向,为党的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第二,在当时的历史环境条件下,对收编杂色武装不慎重、缺乏收编后的政治改造工作,造成抗日队伍内部不纯,也是发生邢仁甫事件的原因之一。当然,刺杀黄骅的凶手、土匪出身的冯冠奎是邢仁甫为培植个人势力拉入革命阵营并委以重任的,邢有他的个人目的,但是如果当时组织上注意调查冯冠奎的历史情况以及被编后的恶劣行径,早采取措施,就会避免惨案的发生。这说明当时对被改编部队的成份及改造工作没有高度的重视,还是有漏洞的。正如惨案发生后罗荣桓、黎玉、肖华等发出的训令中所指出的:“我们的少数干部对土匪流氓的两重性认识不足,对土匪的政策运用上犯了原则的错误”。所以说这个教训不能不说是深刻而沉痛的。

  第三,如何用正确的方式方法解决党内或工作上的矛盾,这也是时刻应该注意研究的。工作中有矛盾、有隔阂、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但是如何去化解、去统一,这里就有一个工作艺术问题。冷静处理,耐心说服,诚恳帮助,求得一心,就会消除矛盾,加强团结,共同搞好工作;相反,态度生硬,方法简单,就会使矛盾激化,向不利方面发展,甚至出现意想不到的恶果。这是值得我们万分警惕的。

  第四,通过邢仁甫事件,应该认真考虑对党的高级干部如何加强管理的问题。做为党政高级领导干部的邢仁甫,虽然对革命有过贡献,但他身上存在的许多缺点不足,是边区干部战士群众甚至上级有目共睹的。虽然上级组织也对邢进行过批评、帮助、教育,并派其入党校学习,但多是婉言相劝,并没有真正从思想上解决问题。特别是重派邢仁甫回边区工作,更使邢仁甫认为领导上看重他,是他有才有德,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所以他更加骄横跋扈,目中无人,沿着犯罪的道路越走越远。尽管邢之叛变主要是其内因起决定作用,但如果注意加强对高级干部管理教育,严格要求,发现问题严肃批评,从根本上注意解决思想问题,并采取相应的措施,那将又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呢?所以说,如何加强高级干部的管理也是党的领导机关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

  在总结邢仁甫事件的严重历史教训的基础上,会议还回顾了大赵村惨案以来冀鲁边区的形势,总结了经验教训,在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冀鲁边区党的干部还借在清河区整训之机,开展了整风,解决了一些思想问题。

  1944年1月,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经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央军委批准,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军区公布,清河区与冀鲁边区合并,建立中共渤海区党委、八路军山东渤海军区,两区军民又开始新的战斗征程。

  冀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建最早的敌后平原抗日根据地之一,在中华民族的抗战历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

  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创立,是党中央、毛泽东关于敌后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理论和决策在实践中获得成功的标志之一。它的巩固和发展对于开创华北敌后抗战的新局面和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以及敌后抗日战场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处于抗日战争的前线,对敌斗争激烈、残酷、尖锐、复杂。它牵制、抗击和消灭了日本法西斯的大量兵力,对坚持华北敌后抗战和全国的持久战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它直接威胁敌人后方津浦铁路和天津、沧州、德州、济南、惠民等中心城市和咽喉通道。它在军事上、战略上与冀中、冀南、鲁西、清河等抗日根据地相互支持,形成了对日伪军犬牙交错的包围形势。抗日战争中,边区抗日军民对敌作战近千次,消灭了日伪军数万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特别是在边区形势恶劣、严重困难时期,冀鲁边区党政军民按照上级党的指示,改变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实行分散隐蔽的政策,采取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相结合以及精兵简政、缩小目标、化整为零和“白皮红心”等办法保存了力量,坚持了地区斗争,直到形势好转,迎来胜利。这一时期的主要斗争经验:1部队是坚持斗争的核心力量,必须抓好抗日武装建设;2广泛宣传抗日政策,使其深入人心;3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充分发挥其作用;4做好伪军工作要成为家家户户的任务;5加强对农村党支部的领导和对党员、干部形势教育、气节教育,增强胜利信心,并派没有暴露的共产党员去担任伪职,及时掌握敌情;6多建立堡垒村、堡垒户,多交朋友,使其在对敌斗争中发挥巨大作用。正是由于军民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冀鲁边区才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渡过难关,夺取胜利。

  冀鲁边区党委一直把党的建设作为党组织的工作中心。根据地创建初期,恢复与建立了地、县、区、村各级党组织,并吸引大批优秀分子入党,党员发展到数万人,并从政治思想、组织作风上进行整顿。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一支工作积极、政治素质好、群众拥护、能经受住残酷斗争考验的党的干部队伍不断成长壮大。他们是夺取抗日胜利的领导力量和重要保证。与此同时,还建立健全了工人、农民、妇女、青年、儿童和文化界、工商界等各种群众团体,会员发展到数十万人,成为根据地党组织和各级政府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桥梁。

  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较好地进行了财政经济建设,在经济斗争中给日本侵略者以巨大的打击。冀鲁平原交通便利,物产丰富,工商业发达。日本侵略者企图掠夺这里的战略物资,以挽救其经济困难。冀鲁边区各级政府实施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积极开展财政经济建设,与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经济斗争。促进了根据地经济的发展,使日本侵略者“以战养战”、变华北为“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的计划遭到沉重打击。

  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模范地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团结各民族、各阶层共同抗日,创建了冀鲁边区回民抗日救国会,并组建了冀鲁边区回民支队。这支回族抗日武装,驰骋于冀鲁平原、渤海之滨,作战100多次,歼灭大量敌人,在中华民族抗战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为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培养造就了一支回族干部队伍。

  在抗日战争中,冀鲁边区坚持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方针,建立了主力兵团、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紧密配合作战的武装力量体制,创造了一套适合于人民战争的工作系统和多种游击战法,动员和组织了百万群众参战,使边区成为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八路军从无到有,发展到数万人,民兵发展到十几万人。仅1939年到1940年,冀鲁边区就输送出两万人枪的优秀子弟兵队伍,他们对山东各抗日根据地的创立、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不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而且在抗日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基地和力量,在转入解放战争时期继续完成中国革命历史任务的决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和平事业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表现了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抗日战争中,这里的敌我斗争之残酷、激烈和艰苦是罕见的,广大党员和群众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据不完全统计,牺牲在这块土地上的县团级以上干部达70多人,干部战士近万人,被杀害的群众10多万人,损失的财产更是难以数计。回顾历史可以看出,导致冀鲁边区一度形势严峻、斗争困难、损失重大的原因,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主要有二:一是边区在战略布局和主攻方向选择上有问题,不应把领导机关和主力主要放在靠近直接关系敌人命脉的津浦铁路沿线,在铁路附近创建根据地,而没有一个较巩固的后方,致使敌人回师华北时屡下毒手,边区领导机关连遭破坏,损失惨重。二是由于历史原因,边区领导隶属关系变化频繁,军队和地方党委个别同志相互不适,协调不力,致使边区长期没有真正形成一个有权威的能统一党政军的领导核心,加之邢仁甫调回边区,更加重加剧了内部矛盾和不协调,直接影响了党的统一领导和指挥、步调的一致,形成了边区的困难局面。但是,冀鲁边人民在困难中奋斗,在曲折中前进,谱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革命斗争胜利的凯歌。并在斗争中造就了许多英雄人物,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如:黄骅、杨靖远、杨忠、杜子孚、石景芳、马振华、邸玉栋、余志远等,他们作为冀鲁边区千万个抗日英雄和烈士的代表,体现了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体现了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和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这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之所以取得伟大的成功,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原因,首先,在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制定了正确的理论、路线和政策,中共北方局、山东分局、八路军总部和一一五师给予了具体的指导,这是胜利和成就的决定因素。第二,冀鲁边区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有长期的革命斗争的锻炼和对敌斗争的丰富经验,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抗日战争。这是不可战胜的力量源泉。第三,边区的部队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子弟兵,有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不怕牺牲,英勇善战。第四,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和兄弟部队的支持和配合也是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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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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