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嘱库，重新定义赡养的含义
在北京西交民巷73号，一栋米色小楼前一早就聚集了很多老人，这里是中华遗嘱库所在地。他们大多80岁上下，安静地坐在门前两条长凳上等候，为了这一天，很多老人已经等待了一年之久。
这是半月谈记者前不久在中华遗嘱库见到的一幕。由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和北京阳光老年健康基金会共同发起主办的公益项目“中华遗嘱库”，于2013年3月正式启动，为60岁以上老年人免费提供办理遗嘱咨询、登记和保管等服务。中华遗嘱库的出现，带来了一场深刻的观念变革。
遗嘱库的清晨
李善义和老伴儿早早就来到了中华遗嘱库门前排队等候。虽然已经年近90岁且身患多种慢性疾病，但李大爷依旧十分开朗。李善义老人说，自己上次来已经立好了遗嘱，这一回是陪着老伴儿来的。为此，家住大兴区的两位老人还特意包了辆车。
“孩子们都不知道。”李善义老人说，家里有三个儿女，“但我们就一套房子，只能给一个孩子”。李大爷说，二儿子没有房，跟他们老两口住一起，虽然另外两个孩子也很孝顺，但条件都比老二好，所以老两口决定通过立遗嘱的方式将房产留给二儿子。
像李善义老两口这样，为房产分配前来立遗嘱的老人不在少数。据统计，中华遗嘱库成立一年多来，已经有3.8万名年过60岁的老人预约，其中进行遗嘱咨询的有1.4万人次，已经登记的遗嘱有7000余份。
自成立以来，遗嘱库门口每天都排满了老人，还有一些老人因为无法打通预约电话而向市长热线投诉，经北京市民政局紧急协调，遗嘱库预约电话接入96156北京社区服务热线，情况才得以缓解。
传统观念中，立遗嘱通常给人“不吉利”的印象，但在这里等候的老人大多心态平和、坦然。在交流中，他们告诉记者，更好管理自己的财产、表达自己的意愿、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是自己前来设立遗嘱的目的。
在一旁等候的刘建国老人说，自己只有一个儿子，本没有立遗嘱的必要。但由于老伴过世，自己重组了家庭，所以还是决定早点立遗嘱。老人说，和现任妻子结婚后，两人一直住在自己的房子里，他的儿子在妻子家做“上门女婿”，老伴的两个孩子住房状况都比较好，因此希望通过立遗嘱，把房产留给自己的儿子。
刘建国老人告诉记者，中华遗嘱库提供的一站式和保管保密服务，为立遗嘱人省去了很多麻烦。
据了解，中华遗嘱库采用专业的登记流程软件，借助指纹扫描、现场影像、电子扫描、文件存档和密封保管等方式对遗嘱进行严格保管，必要时还可以附加律师见证，以确保遗嘱的真实性。遗嘱登记保管后，遗嘱订立者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修改和更新。
老龄化下的遗嘱缺失
王秀芬是记者采访当天来得最早的几位老人之一。其他老人聊起各家儿女时，王秀芬没有说话。而当被问到为什么要来立遗嘱时，老人突然激动了起来，原本慈祥平和的面容变得有些扭曲，说话音调也很高。
王秀芬说，自己有一儿一女，但谁也不养她。老伴去世后，她和另外一个老头一起生活，生病时还要靠妹妹照顾。王秀芬是背着儿女来的，她有一套房子，想通过立遗嘱留给自己的妹妹。
王秀芬老人的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华遗嘱库受重视的原因——观念改变后，用法律手段更好地管理个人和家庭事务，并由专门机构订立、登记、保管遗嘱有着巨大的社会需求。
中华遗嘱库管委会主任、律师陈凯认为，从情理上看，遗嘱并非冷冰冰的，它既是一个人最后意愿的体现，也是对家人关爱的延续；从法律上说，中华遗嘱库所倡导的“依法治家”，也有助于减少家庭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治理成本。
2014年，北京60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口达300万，占总人口的14.2%，同时，60岁以上老年人口还在以每天约400人的速度增加。而据民政部今年初的统计数字，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数量已超过2亿，占总人口的14.9%。
老龄人口快速增长，但遗嘱设立比例却始终处在低位。以全国公证遗嘱备案查询平台为例，该平台自今年1月开通试运行以来，到8月底已存有104万余条公证遗嘱数据，成为目前世界最大的公证遗嘱信息库。但这与庞大的老年人口基数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陈凯说，单就北京而言，即使只有10%的老人有订立遗嘱的需求，其总量也将达30万人，就目前北京其他遗嘱服务机构的接待能力而言，填补这一缺口，需要数十年时间。
由于生前未立遗嘱或遗嘱内容形式不规范，导致家庭纠纷甚至对簿公堂的案例并不鲜见。
据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的统计资料显示，从2007年起，该院受理的财产继承纠纷案件以每年100多件的数量逐年递增，2011年已经达到596件，占家庭纠纷的39%，成为最多发的家庭纠纷案件。据统计，在法院审理的继承纠纷中，因没有遗嘱而引发的高达73%；在遗嘱继承案件中，有将近60%的遗嘱被法院认定为无效遗嘱。
遗嘱库与观念变革
在中华遗嘱库成立之前，订立遗嘱的过程十分复杂，这也让很多老人望而却步。
我国法律规定，公证遗嘱的法律效力优先于自书遗嘱和代书遗嘱。然而办理一份公证遗嘱意味着要先表明自己立遗嘱的详细意愿，草拟遗嘱文稿，之后需要带着遗嘱中涉及的财产证明前往公证部门进行公证，并由公证部门开具介绍信，然后前往医院开具精神证明。拿到医院证明后返回公证处，由公证部门证明老人是在“具有自主意识并且自愿的情况下”订立的遗嘱。最后还要拿着公证部门的证明将遗嘱交给律师，遗嘱才算是正式订立完成。
“实际操作起来可能会更复杂，每个环节，比如有多少存款、几处房产，都需要出具证明，很难想象一个年过60的老人如何独立完成整个过程。”陈凯说，“这其实也是中华遗嘱库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上午9点整，中华遗嘱库开始办公，王秀芬排在第一位，在经历了手写遗嘱、采集指纹、录像等一系列工作之后，王秀芬领取了一个与护照大小相仿的《遗嘱证》。证件封底是立遗嘱人的照片和登记信息，另一页贴着《遗嘱证》专用邮票，空白页用来记载遗嘱的变更信息。
随后，老人拄着拐杖缓缓走出，消失在小路尽头。
陈凯告诉记者，中华遗嘱库位于朝阳区的第二登记中心前不久已经正式挂牌运行，他们现在还准备开设中华遗嘱库第三中心、第四中心，并把中华遗嘱库办到上海、广东去。“遗嘱库运作后，老人发自内心的那种感激，让我们有些始料未及。”
陈凯说，他希望通过遗嘱库，重新定义赡养的含义，让社会更多关注老年人的内心世界。“传统观念认为父母的遗产天经地义归子女所有，使得很多父母在处理财产时几乎没有选择。”陈凯说，子女很多时候把赡养和获得财产等同起来，认为赡养了就必须得到财产，或得不到财产就不赡养。赡养是义务，很多老人更倾向于将财产留给关心自己的人，这反映了老年人精神层面的需求。(记者林苗苗)(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老人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