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大禹文化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地理与人文价值。德州是大禹治水重要区域，禹城市因与大禹治水的历史渊源而得名。为挖掘好、保护好优秀传统文化，发挥党的新闻媒体在文化强国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促进地域文化研究与传承，大众网德州频道策划推出大禹文化专栏。

　　□马宝涛

　　有一个问题困扰着许多人：大禹究竟是神还是人？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妨从遗迹、文献与文化演绎三个维度探寻答案。

　　历史遗迹：寻访大禹的人间行踪

　　历史的真相，往往藏在沉默的土地里。在山东禹城，一处名为“具丘山”的遗迹，率先为我们勾勒出大禹的“人形轮廓”。

　　据禹城旧志记载：“禹邑城西有台，名曰‘具丘’。”相传大禹在禹城治水时，为观察水势、指挥众人，率众堆土筑成一座“高十仞，广倍之”的巨丘，后人称之为“具丘山”。如今登临禹城市十里望镇的具丘山，仍能体会“一望十里”的视野；紧邻的禹王亭博物馆中，大量与大禹相关的文物、史料静静陈列，它们不似神话中缥缈的描述，而是以实物形态诉说着具体的功绩——这些可触可感的遗迹，分明指向一个结论：大禹的故事，始于真实的人间行动。

　　禹城的证据并非孤例。当地伦镇的“小城子坡高唐故城遗址”（即“禹息故城”），呈三城叠压之势，从地层学角度为“大禹在此治水并建城”提供了考古实证。这些扎根于大地的遗迹，如同历史的指纹，清晰印证着大禹作为“人”的活动轨迹。

　　考古与文献：多重证据链相互印证

　　若说地方遗迹是“点”的证明，全国范围内的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则构成了“面”的印证网络，让大禹的真实性愈发确凿。

　　在河南、陕西等地的考古发掘中，与大禹治水时期对应的文化遗迹屡有出土，它们共同勾勒出一幅“大禹奔走各地、因势利导治水”的历史图景。其中，西周时期的“遂公盨”堪称关键物证——这件青铜器上的铭文，清晰记录了大禹治水与德治的事迹，是目前已知最早关于大禹的文字记载。作为距今近3000年的实物，它比后世文献更接近历史现场，为大禹的存在提供了不可辩驳的早期证据。

　　文献记载则从另一维度强化了这一结论。《史记》中详细记载：“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从出生、治水到建立夏朝，司马迁以明确的时间线和事件描述，还原了大禹的生平。更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撰写《史记》时，不仅参考了大量先秦文献，还亲身实地考察，其记载的严谨性为后世所公认。此外，《尚书》《竹书纪年》《左传》等多部古籍中，均有关于大禹的一致记载。考古实物与文献记载相互勾连，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如同“历史的区块链”，让大禹的真实存在无可置疑。

　　神化背后：历史真实与文化演绎

　　既然大禹的“人形”已被充分证明，为何他会逐渐被赋予“神性”？这实则是历史真实与文化演绎的自然分野。

　　远古时期，人类对自然的认知有限，面对洪水等天灾往往束手无策。大禹治水的成功，不仅解决了人们的生存危机，更凝聚了民族信念——这种“救民于水火”的功绩，在口耳相传中逐渐被放大，进而融入了神化色彩。正如爆火的《哪吒2》中“金箍棒为大禹治水遗物”的彩蛋，正是这种文化演绎的延续：人们以想象丰富英雄的形象，实则是对其功绩的敬仰与纪念。

　　从文化角度看，神化大禹是一种集体情感的表达。他的“神性”并非否定其“人性”，而是后人对“为民奉献”“因地制宜”等精神的浓缩与升华，反映了中华民族对英雄的崇拜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综合遗迹、考古、文献等多重证据，答案已然清晰：大禹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他是一位带领民众治理水患的领袖，一位具备智慧与担当的政治家、水利家。而其“神性”，不过是后人在历史基础上的文化演绎。

　　认识到大禹的“人性”，而不消解其伟大，反而让我们更能体会到，所谓英雄，正是在真实的困境中挺身而出的普通人。这种“直面苦难、务实进取”的精神，才是大禹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